朱四倍：為何“方舟子”少而“唐駿”多？

朱四倍

        在“內地高等學歷造假形成龐大產業，官員熱衷混文憑”的信息面前，筆者想到了一個網友關于唐駿“學歷門”的跟帖：像唐駿這樣的人又何止萬千？一些身處高位的官員、坐擁千萬資產的富豪，不也都愛千方百計搞個假學歷來給自己臉上貼金嗎？

        當文憑成為貼金的象征，甚至成為  “學位-官級換算表”——學士相當于科員、碩士相當于科長、博士相當于處級、博士后相當于廳級時，我們就發現了文憑后面“權力黑客”的晃動身影：從2002年起，中央四部委曾經組織一次整治官員假學歷的嚴打風暴。在全國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縣處級以上干部和中管企業領導人員共67萬多人的學歷、學位中發現了15000多例誤填、錯填或虛填、假填。

        筆者以為，如果我們不把唐駿僅僅當作“打工皇帝”，而是看成一個事件、一種象征的話，可以發現，官場中的“唐駿”數量恐怕超出了公眾的想象，而“真的假文憑”和“假的真文憑”之爭再次印證了這點。其實，官員文憑早已成為一個問題，已經被稱之為“文憑腐敗”，《瞭望》周刊曾報道說，2004年10月，中組部等四部委經過兩年清查，發現67萬名縣處級干部中，每40個人就有一個文憑有問題。而在這種現象的背后，是官員讀碩、攻博之風愈來愈盛，不少官員搖身一變就成了某某名牌大學的碩士或者博士，甚至成了碩導、博導。

        如此，我們恐怕只能感嘆“方舟子”太少而“唐駿”太多了。曾有學者專門探討了陌生人社會中的文憑不真實性問題，特別批評了“政府官員借金錢和手中權力開路來謀取文憑”的丑惡社會現象——“權力黑客”，但是，時至今日，社會依舊束手無策，只能讓“權力黑客”蔓延，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尷尬。

        由此，也引申出了一個社會問題：“權力黑客”下的“方舟子”之少和“唐駿”之多，該如何面對和求得治理之策？學者柯林斯從韋伯主義的角度談了對文憑社會和文憑主義的認識：接受的教育程度  （以學校證書來體現）被用來限制那些競爭社會和經濟領域中具有優厚報酬職位的競爭者的數量，并幫助那些享有“教育專利”的人壟斷這些職位。可以說，官員對文憑的追逐乃至出現造假行為，無非是為了換得利益或升遷，也就是一種利益置換行為——把“文憑”作為了獲得利益的籌碼，而手中的權力恰恰充當了交換的工具，正是在這點上充滿了詬病，被稱之為追逐文憑中的“權力黑客”現象，事實上也造就了“權力文憑”的客觀事實。對此，不能不慎重對待之。

        相信很多人還記得那位驕橫的乾縣科技局局長王顯亮：“這是啥考試？還弄得和真的一樣，我掏錢買文憑，你有啥資格管我！”當更多的官員都擁有這種心態時，也是更多官員利用權力進行換取文憑之時。這種“權力文憑”，從某種意義上說，并不比那些豆腐渣工程、政績工程給社會帶來的危害小。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曾經提交了一份  “要遏制黨政干部的文憑腐敗”的提案。蔡繼明認為，許多在校生十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學位，但是一些黨政干部憑借手中的權力，課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憑，這很不公平。當官員以權力謀學位形成氣候時，不但造就了“假的真文憑”，而且意味著“劣幣驅逐良幣”怪圈的形成。因此，治理學歷社會中的“權力黑客”，盡管不能單一地依賴“方舟子”，但是“方舟子”之少和“唐駿”之多仍是一種拷問，仍是一道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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