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深圳制造業的樣本意義

每經記者  李潮文  發自深圳

        當富士康開始內遷時，悲觀的人認為，深圳與內地進入了“博弈”時代，深圳的產業經濟被下了“病危通知書”。

        站在特區30年這個歷史時點上，回顧過去20多年富士康在深圳的發展歷程，我們發現，二者的關系是如此密不可分。深圳產業經濟轉型勢在必行，在  “后富士康時代”，深圳于內地城市的意義在于它是“先行者”，它的出路必然是開拓產業經濟升級的新征程。

“富士康時代”

        富士康選擇深圳有必然性。當時的臺灣經濟開始起飛，勞動力及土地價格飛漲，對于電子制造這樣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成本的急劇上升使得競爭力大大降低。舉例來說，當時一個臺灣工人的基本工資超過每月2500元，而在深圳，流水線上的工人工資不過每月500元。

        鄧小平“南巡講話”打開了祖國的南大門。為吸引投資，深圳市政府不僅積極鋪路整地，還出臺了優惠的稅收政策，除了富士康，臺灣寶成集團、臺達電集團等著名公司都開始到大陸投資。

        20多年間，富士康為蘋果、諾基亞等頂尖IT客戶代工計算機、通訊、消費電子產品。2004年，富士康出口突破百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第一大3C代工廠；2005年躋身《財富》全球500強，同年，在香港上市……

        富士康一直以深圳為基地，1996年開建的深圳龍華科技園，到目前為止，已經發展成一座擁有近30萬人的“城邦”。據統計，至今，多以“富”字或“鴻”字打頭的鴻海系子公司在深圳仍有14家之多，并大都處于經營良好狀態；同時，富士康在深圳也發展了以產業鏈配套、物流、廠房等多個方面的綜合配套設施。

        這也是深圳的“富士康時代”。

        自80年代起，深圳大規模發展以出口為導向的加工貿易產業，本地企業大多靠著“大規模、低成本、低利潤、高速度、高效率”的優勢，在全國乃至全球闖出一條“血路”。

“后富士康時代”

        就在特區成立30周年的2010年，深圳和富士康的關系逐漸進入理性階段。

        2010年，富士康十多名員工先后在工業園區跳樓，企業陷入“勞工門”，郭臺銘向包括《每日經濟新聞》在內的多家媒體明確表示要將產業向內地轉移，內地數個城市頻頻伸出橄欖枝。怎樣轉移？轉移多少？坊間一時猜測紛紛。

        無論富士康給出怎樣的說法，不難發現的是，深圳產業園在富士康的帝國版圖中，不再  “一家獨大”。

        對于富士康這種明顯的內遷趨勢，有人開始恐慌。媒體稱，深圳與內地進入了“博弈”時代，深圳產業經濟面臨空心化的局面。

        而實際的情況是，深圳也容不下富士康再繼續擴大，深圳也步入了“后富士康”時代。

        2005年初，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在分析深圳發展面臨的困難時，就提出“四個難以為繼”——土地有限，難以為繼；資源短缺，難以為繼；人口不堪重負，難以為繼；環境承載力嚴重透支，難以為繼。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大量“大規模、低成本、低利潤”的“三來一補”企業撤離深圳，向東莞等地區轉移。“深圳愿意成為富士康布局全國、走向全球的一個重要基地和支撐點。”8月5日，深圳市市委書記王榮前往富士康調研后這樣說。

        這不得不讓人想起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說的：“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當深圳借助富士康這樣的企業，成為一個先富裕起來的樣本，在面對富士康內遷時，如果僅僅是小心翼翼怕其他地區來搶了“飯碗”，僅是以“博弈”的態度來對待，是不是會顯得有些小家子氣？

        正如深圳市長許勤所說：“希望富士康把管理總部、運營總部、研發總部、財務總部放在深圳，在深圳的發展按總部經濟的形態來做大做強。”

        深圳，正迎來一個實現經濟結構轉變、產業升級的契機。于是，在“后富士康時代”，深圳對于內地城市應當發揮它的樣本意義；而它自身的出路，必然是尋求經濟產業結構的升級，探尋新的道路。也許，再過一個30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深圳將再次成為新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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