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深圳制造業的樣本意義
2010-08-25 03:19:36
每經記者 李潮文 發自深圳
當富士康開始內遷時,悲觀的人認為,深圳與內地進入了“博弈”時代,深圳的產業經濟被下了“病危通知書”。
站在特區30年這個歷史時點上,回顧過去20多年富士康在深圳的發展歷程,我們發現,二者的關系是如此密不可分。深圳產業經濟轉型勢在必行,在 “后富士康時代”,深圳于內地城市的意義在于它是“先行者”,它的出路必然是開拓產業經濟升級的新征程。
“富士康時代”
富士康選擇深圳有必然性。當時的臺灣經濟開始起飛,勞動力及土地價格飛漲,對于電子制造這樣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成本的急劇上升使得競爭力大大降低。舉例來說,當時一個臺灣工人的基本工資超過每月2500元,而在深圳,流水線上的工人工資不過每月500元。
鄧小平“南巡講話”打開了祖國的南大門。為吸引投資,深圳市政府不僅積極鋪路整地,還出臺了優惠的稅收政策,除了富士康,臺灣寶成集團、臺達電集團等著名公司都開始到大陸投資。
20多年間,富士康為蘋果、諾基亞等頂尖IT客戶代工計算機、通訊、消費電子產品。2004年,富士康出口突破百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第一大3C代工廠;2005年躋身《財富》全球500強,同年,在香港上市……
富士康一直以深圳為基地,1996年開建的深圳龍華科技園,到目前為止,已經發展成一座擁有近30萬人的“城邦”。據統計,至今,多以“富”字或“鴻”字打頭的鴻海系子公司在深圳仍有14家之多,并大都處于經營良好狀態;同時,富士康在深圳也發展了以產業鏈配套、物流、廠房等多個方面的綜合配套設施。
這也是深圳的“富士康時代”。
自80年代起,深圳大規模發展以出口為導向的加工貿易產業,本地企業大多靠著“大規模、低成本、低利潤、高速度、高效率”的優勢,在全國乃至全球闖出一條“血路”。
“后富士康時代”
就在特區成立30周年的2010年,深圳和富士康的關系逐漸進入理性階段。
2010年,富士康十多名員工先后在工業園區跳樓,企業陷入“勞工門”,郭臺銘向包括《每日經濟新聞》在內的多家媒體明確表示要將產業向內地轉移,內地數個城市頻頻伸出橄欖枝。怎樣轉移?轉移多少?坊間一時猜測紛紛。
無論富士康給出怎樣的說法,不難發現的是,深圳產業園在富士康的帝國版圖中,不再 “一家獨大”。
對于富士康這種明顯的內遷趨勢,有人開始恐慌。媒體稱,深圳與內地進入了“博弈”時代,深圳產業經濟面臨空心化的局面。
而實際的情況是,深圳也容不下富士康再繼續擴大,深圳也步入了“后富士康”時代。
2005年初,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在分析深圳發展面臨的困難時,就提出“四個難以為繼”——土地有限,難以為繼;資源短缺,難以為繼;人口不堪重負,難以為繼;環境承載力嚴重透支,難以為繼。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大量“大規模、低成本、低利潤”的“三來一補”企業撤離深圳,向東莞等地區轉移?!吧钲谠敢獬蔀楦皇靠挡季秩珖⒆呦蛉虻囊粋€重要基地和支撐點?!?月5日,深圳市市委書記王榮前往富士康調研后這樣說。
這不得不讓人想起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說的:“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薄.斏钲诮柚皇靠颠@樣的企業,成為一個先富裕起來的樣本,在面對富士康內遷時,如果僅僅是小心翼翼怕其他地區來搶了“飯碗”,僅是以“博弈”的態度來對待,是不是會顯得有些小家子氣?
正如深圳市長許勤所說:“希望富士康把管理總部、運營總部、研發總部、財務總部放在深圳,在深圳的發展按總部經濟的形態來做大做強?!?br/>
深圳,正迎來一個實現經濟結構轉變、產業升級的契機。于是,在“后富士康時代”,深圳對于內地城市應當發揮它的樣本意義;而它自身的出路,必然是尋求經濟產業結構的升級,探尋新的道路。也許,再過一個30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深圳將再次成為新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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