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 2010-10-18 14:55:52
最近,有些官員頻出雷人之語,讓網友愕然。有網友說,重慶江津區區委書記王銀峰的“跟政府作對就是惡”言論是“最恐怖的官話”,宜黃縣官員的“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的言論是“最無恥的官話”……
官話兇猛
最近,有些官員頻出雷人之語,讓人愕然。
比如,階梯電價?!蛾P于居民生活用電實行階梯電價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公布后,引起各方關注。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司長曹長慶認為,實施階梯電價的出發點是促進節能減排,節能減排的目的是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10月13日《中國青年報》)
曹司長這話本來沒有多少問題,如果實行合理的階梯電價,真的能夠達到節能減排的效果的話,確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受益者。但這只是如果而已。問題有三:其一,這個標準的階梯電價,到底合理與否?為什么給人的感覺是變相漲價?實行階梯電價之后真能節能減排嗎?其二,這“人人受益”能讓人接受嗎?公眾多交了錢,損了益,只不過是為了換取“節能減排”的收益,而電力部門掙了錢,壟斷福利更加高漲,同時也會收到“節能減排”的好處,那讓人心理如何能夠平衡?其三,如果說一個漲價方案,其目的是為了節能減排之后“人人受益”,那么,為什么不減少公車,不減少三公消費?這更是人人受益的方案。緣何這樣的政策遲遲不能出臺,或者出臺之后又變形、反彈呢?
所以,這“人人受益”說得輕便,只不過是有著官僚腔,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調門雖高,但很難讓人坦然接受。
如果說,上述官話,只是調門高的話,發改委官員關于要老百姓忍受通脹壓力的話,則有些冷酷。10月13日,發改委專家稱,中國須忍受更高的物價上漲率,現在加息難以控制通脹,且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10月14日《南方都市報》)不錯,通脹只是一種經濟現象,但老百姓普遍感到,并沒有平等地分享改革的收益。“物價上漲”完成了“民”與“國”的利益再分配,宏觀經濟指標上去了,百姓承受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讓老百姓來承受通脹的壓力,話說得輕巧,但在忍受之后的民生艱難,專家能否感同身受?類似的話,還有“用高房價來控制城市人口膨脹”論。
最無恥的官話,要算是宜黃縣官員的“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不錯,城市的發展是需要做大城市,需要拆遷,但這種拆遷是要在法治的框架之內,要在盡可能平等的利益博弈基礎之上,以所謂的公共利益為擋箭牌,武斷而蠻橫地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這種強拆,只能產生罪惡,制造更多的不穩定。
最恐怖的官話,恐怕要算重慶江津區區委書記王銀峰的“跟政府作對就是惡”。先是信誓旦旦地否認“風水說”,在媒體公布的錄音資料中,他和開發商的對話中,就惡狠狠地祭出了這么一句雷人之語,所謂的跟政府作對,是扯大旗拉虎皮,如果政府有錯,甚至是拿自己的意志來代替政府的意志,這種“惡”,豈不是欲加之罪嗎?當公民的合法作為被當作“惡”的時候,那下場就可以想見了。
類似的官話還有很多。這些官話林林總總,但不是調門太高,不著邊際,就是本位主義,脫離實際,要不就是站在民眾利益的對立面。這種態度與親民、愛民、利民的理念,相距甚遠。這些官話,何止是讓人討嫌,也讓人氣沮。
可怕邏輯
“風水”論已經讓人們對王銀峰這個共產黨人的無神論信仰產生了懷疑,對無權力邊界產生了憂慮。他現在又拋出了“和政府作對就是惡”的驚人論調,已經不是讓人害怕,而是讓人駭怕了,更讓人對他的黨性、世界觀、價值觀產生了質疑。
在現在文明社會社會,我們評價“善惡”,有且僅有道德法律標準,權力從來就不應該也不能夠成為判斷“善惡”的標準。如果權力成為判斷“善惡”的標準,甚至是唯一標準的話,不僅公檢法這樣的維護社會正義的機構,已經沒有存在的絲毫必要了,而且每一個人都會生活在膽戰心驚之中,因為一個人的任何舉動,不要說上訪,即使只是一句玩笑話,即使是已經小心翼翼了,也仍有可能觸犯權力之諱,被作為“黑惡勢力”予以打擊。
“和政府作對就是惡”,本質就是以權力作為判斷“善惡”的唯一標準,因為政府是權力的承載者。“和政府作對就是惡”,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因為政府的權力不是“神授”,而是來自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善惡”的最終評判者。包括政府本身的“善惡”,也得由人民群眾來判定。而在現實上,“和政府作對”是無處不在的,西方國家有反對黨,我國在具體議事中,也有對事不對人、堅持原則、投反對票的人大代表。
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政府不僅是可以反對的,更是可以更換的。順民者昌,要想政府不被反對,不被更換,政府就必須整天想著如何才能更好地保護人民,必須整天想著如何才能更好地代表、維護和實現好人民的利益,成為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政府”。越是充滿自信、自負和驕傲自大地強調“和政府作對就是惡”,和政府作對的“惡”就會越多,就會讓政府還沒有把“黑惡勢力”消滅殆盡,就被“黑惡勢力”給消滅了。
依靠人民,為了人民,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既是無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政黨最根本的群眾觀,也是中國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寶貴經驗。在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再次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自覺貫徹群眾路線、切實轉變作風,多做順民意、解民憂、得民心的實事,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和政府作對就是惡”,它的荒謬之處就在于它和我們黨長期堅持的群眾觀背道而馳。
雖然說出“和政府作對就是惡”這句話的只有王銀峰書記,但內心這么認為、權利這么運作的黨員、官員,應該不止王銀峰一個。作為一個直轄市里的一個區委書記,王銀峰把它說了出來,這是一個信號,是一種提醒,我們不能不予以關注,我們不能不采取措施。
折射出什么?
“是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你是不是黨員?”、“跟政府作對就是惡”這些不可思議的雷人話語從官員的口中爆出,反而折射出一種荒誕的現實。
原來,在某些官員的眼中,不僅黨和人民的利益是對立的,而且不滿于政府或有權利訴求的民眾都是“刁民”。這些官員的存在不僅是對公務員的諷刺,更是對一向將黨和人民的利益連接在一起,不斷維護民眾權利的中央的蔑視。而對于江津區這位信奉風水違背黨員基本素質和“科學發展觀”的共產黨官員,這位把政府當做衙門并且將政府與人民對立起來,違背中央對個人權利訴求尊重的區委書記,試問還有何德何能停留在原來的位置上?
“跟政府作對就是惡”嗎?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當下,“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正在成為共識,只有一個自信的政府,才會主動提出讓人民批評、監督。而這正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善政。
折射出這么幾個問題:
一是不知憲法和法律為何物,以權自恃,蔑視、踐踏公民權利;二是執政理念異化,老子天下第一,認為本官就是政府;三是不信蒼生信“風水”,剛愎自用,以土霸王自居。一句話,其中透出的是,權力的極度傲慢與病態般的張狂!
雷語頻發根源何在?
偶爾說一句雷人之語可能是失言,一個官員說雷人之語可能是用人失察,但這么多官員說出這么多的雷人之語,則無論如何不能歸之為個人素質問題。要知道,咱們的公務員可都是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考上去的角色,不說出類拔萃至少也是中上之選。特別是高級公務員,那更是黨組織鄭重考察、隆重任命下來的,素質之高早已非我等百姓所能企及。因此,說他們一生下來就是雷官,只能說雷語,打死我也不信。
雷語頻發的根源只能從制度上找,從官員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中去找。大概除了最基層的村官們之外,中國的官員無一不是由上級任命的,這也就決定了他們具備了對平頭百姓們說雷語的基本條件。說幾句又怎么了?糊弄你又怎么了?只要上級高興,我照樣升官,照樣發財。如果不幸而被輿論曝光,讓上級臉上無光,才變得問題嚴重。如果事情真的發展至此,也不過揭示了一個更加不幸的事實:雷官雷語針對的總是老百姓,讓他對上級說說看,借個豹子膽他也不敢。
而且,官員們之所以說雷人之語,往往是因為有雷人之事。如重慶那位區委書記說那個話的前提竟然是對方的房子影響了區辦公樓的風水,而衡陽那位女子不去其他地方跳樓,偏偏選擇其他人一般小民不敢涉足的公安局,難道沒有一點隱情?公安局難道沒有一點責任?
而雷人之事的背后,則是官員們欲望在沒有制約的情況下扭曲與膨脹,是官員們對待民生民怨的冷漠與粗暴。而這些,我相信都并非是“高素質”官員們的本性,而是人性中的小弱點在權力的誘惑與無制約情況下被扭曲、被放大的結果。權力腐蝕人,絕對的權力絕對腐蝕人。只有把這些官員們的權力嚴格地限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讓這些官員們的升遷真正由老百姓們說了算,他們才會奉百姓如上級、如父母,也不敢再說出雷翻老百姓的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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