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美控制權之爭：暴露國內內部治理結構的問題

謝曉萍
 

　　10.28，國美特別股東大會過去整整一個月，然而，這場圍繞各方利益進行的控制權之爭依然沒有停歇，只是，遠離媒體聚光燈之下的談判遲遲沒有下文罷了。

　　928國美股東大會的8項決議中,大股東黃光裕提出的5項議案中，除了撤銷配發、發行和買賣國美股份的一般授權以54.6%獲得通過外，另外撤銷陳曉、孫一丁的董事職務，及委任鄒曉春和黃燕虹為執行董事的提案均未能通過。

　　作為一名參與該事件報道的媒體記者，最大的感觸在于：為什么握有未上市300多家門店、國美品牌使用權、網絡民意支持、持股比例占絕大優勢的第一大股東黃光裕出現了今天“朝中無人”內遠離核心決策層，外失去機構投資者青睞的尷尬？陳曉等國美董事會以強硬的姿態與黃光裕公開對抗，聲稱符合現代公司制度是否真的就沒有“瑕疵”？

　　我們知道，現代公司制度中，股東大會是公司最高權力機構，“執行股東會的決議”是明確規定的董事會主要職責之一。

　　而國美董事會卻發生了最具戲劇的一幕，5月11日，黃光裕接連投出多次反對票：首先，否決外資股東貝恩資本的三名代表進入董事會；其次，否決董事會對董事薪酬的厘定，顯示出對董事會的整體不信任；最后，還否決了董事會“以所購回之股份數目擴大”所授出有關配發、發行及處置股份的一般授權，這直接關乎黃光裕的股權是否還會被稀釋。不過，股東周年大會結束之后，當晚召開的董事會一致同意對貝恩資本的三名代表進入董事會——根據當初的投資協議。

　　為何國美董事會可以強硬的姿態與黃光裕公開對抗，我也曾經同接近國美相關人士討論過這個問題，該人士表示，國美董事會的這種做法并不違反相關章程。國美公司章程中顯示：董事會可無需股東大會批準，隨時調整董事會結構，包括隨時任免、增減董事，而董事會的這項“特權”也在此前的股權激勵問題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我想這在市場經濟尚不發達的中國堪稱首例，國美上述現象卻凸顯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也就是現代公司治理核心，有關股東大會和董事會的權力邊界問題。

　　黃光裕的提名代言人鄒曉春曾不止一次對記者表示，黃光裕作為第一大股東擁有三成多的股份，卻不能在董事局席位里擁有體現自己意志的代言人，大股東授權給增發，作為股東授予董事局的一種權利，是在董事局維護公司的發展、維護公司利益和股東利益的前提下來行使的，而陳曉把這種授權變成了將大股東踢出局的手段，完全脫離了正常的邏輯。

　　然而，細追根源，不難發現，黃光裕正是被自己所指定的游戲規則所傷而造成了今天的困局。

　　仔細推敲不難發現，黃光裕讓國美在百慕大注冊、香港上市，其實早有自己的算盤。集大股東、決策者和執行者于一身的黃光裕曾一度修改公司章程，為的是更方便地掌控這家公司。在此期間，黃光裕利用自己制定的游戲規則，套現上百億持股比例從75%下降至34%，利用拆借的資金高效率地完成了鵬潤地產投資、收購大中電器、三聯商社。

　　可以說，在黃光裕時代的國美董事會可以完全凌駕于股東大會之上，董事會的權利也通過授權不斷擴大，無需股東大會的批準，董事會可以隨時調整董事會結構，設置董事人數限制，可以以各種方式增發、回購股份。

　　更具有戲劇色彩的是，這些都在黃光裕身陷囹圄之后，陳曉也將黃光裕的這些“政治遺產”運用得淋淋盡致。在多次同國美人士的溝通中，對方一直強調，國美董事局是按照章程辦事，引起貝恩資本、股權激勵都是在股東會授權的前提下進行的，不需要同大股東黃光裕商量。

　　國美董事局甚至有人攻擊黃光裕時代的國美是典型的家族企業，陳曉時代的國美是讓公司符合現代化的管理制度。然而，本人是不認同這種不客觀的說法。

　　試問，如果黃光裕時代國美是典型的家族企業的話，陳曉又是如何坐上國美董事局主席？陳曉認為，黃光裕是為了控制國美公司，而陳曉同貝恩的行為，難道說不也是為了控制公司？

　　引進貝恩資本，是否就可以不照顧到大股東在董事局的發言權，股權激勵方案，董事會是否有權在任何時候拿出股權激勵方案，并將其授予高管？股東如何相信，管理層在決定與自己利益相關的事項時，會將股東的利益擺在第一位？

　　無論如何，國美控制權之爭真正暴露的問題在于：陳曉時代也好，黃光裕時代也好，國美的公司內部治理依然是人治時代，而對于接下來的新一輪博弈中，或許真正需要解決的依然是公司內部治理問題，尋找一種制衡各方利益的公司治理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