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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煜輝:抗通脹 收貨幣不是萬能 不收萬萬不能

    2011-03-03 02:48:24

    劉煜輝(中國社科院金融專家)

        盡管早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月份CPI漲幅僅為4.9%,低于市場預期,我們仍將全年CPI漲幅預測(平均數)提高至5%。

        低于預期的數據,只是CPI中食品權重的降低和蔬菜價格的回落所致。但是本輪物價上漲的動力依然強勁,中東局勢動蕩使得油價漲勢加速,已經傳遞至農業生產資料——化肥價格大幅上漲,人工成本漲勢依舊,樓市限購使得租金上漲,且CPI中自有住房和租房項目占居住類的權重比例提高,這些因素都將在未來的CPI中繼續發酵。

        所以,今年上半年通脹將呈現上行態勢,由于基數效應(翹尾),六七月份或達到高點6%甚至以上;下半年由于宏觀調控效果開始顯現和基數效應相對有利(翹尾因素較大回落),年末CPI有望回歸到4%左右。長期看,未來10年的平均通脹水平將會比過去的10年顯著提高2~3個百分點。

        目前關于中國通脹成因的認識有不同看法,主要分歧在于判斷中國通脹是短期現象還是長期現象。

        認為中國通脹是短期現象的理由是:目前的通脹是結構性因素影響,如天氣、災害導致農產品價格漲,因為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儲蓄大于投資,所以高儲蓄下難有長期通脹發生。由此產生的政策結論是:對于當前物價上漲,貨幣政策作用不大。

        我們認為中國通脹或已經構成長期壓力,貨幣是主要因素。因為本世紀以來,中國通脹形成存在清晰邏輯:貨幣-資產-物價。這是長期貨幣超量累積的過程,不是某一個時點貨幣超量了,而是自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就進入了歷史上超寬貨幣的時期  (特別是最近兩年,2009年貨幣供應增速是30%,超出名義GDP增速20個百分點;2010年貨幣供應增速是20%,超出名義GDP增速7個百分點)。超量的貨幣推動土地和房產價格起來后,通過相應的傳遞渠道向物價的各個領域擴散。這是一個長期累積的結果。

        2003年以來,中國物價上漲主要由兩塊構成:城市服務性價格和食品。城市服務性價格的上漲與貨幣的關系很明確,是由于地價和房產暴漲直接驅動城市人工成本上漲,經濟學上的概念叫“生存線”。因為藍領工人工資的大部分開支是維持在城市的基本生活,而節余部分必須要達到或能超過在家務農或就近打工的收入節余的水準。如果城市生活成本大幅攀升,農民工沿海地區務工的意愿就會大幅下降,這就是當下“用工荒”的原因。

        我們研究發現,2000年以來,農產品價格上漲遠非結構性原因——非因氣候、災害而減產,而是勞動力成本上揚。而中國勞動力成本趨勢性上漲雖然與“劉易斯拐點”逼近相關,但中國的資產泡沫膨脹使得人工工資的急劇上漲可能提早了10年。因為超量貨幣大量向資本品走,土地和房產近年來急劇漲起來了,城鎮的生活成本、商務成本就上去了,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倒逼著推動工資漲。這種東西是相對的,務工成本漲意味著務農的機會成本漲,于是牽引著農產品必然趨勢性地上漲,反轉過來工業的利潤變得越來越薄,更多資金從實體出走,推動著資本品價格更快速度地上漲,這是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

        由于中國通脹長期性的經濟邏輯是:貨幣-資產-物價,所以調控的關鍵在于邏輯的中間環節:資產?;厥肇泿挪⒉恢苯幼饔糜谖飪r,而是針對資產泡沫,資產一旦下行,今天碰到的難題可能都不再是問題,通脹、人民幣升值壓力等都會自然消退。中國經濟邏輯是人民幣資產價格一定與匯率同向。當然要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必須要接受的一個經濟結果是:經濟減速。在這個意義上講,當前的宏觀調控的兩難,其實還是老問題——我們是要保持一個高的速度,還是要一個低的價格?

        為了實現資產泡沫的  “軟著陸”抑制長期通脹的壓力,保持經濟中積極的真實利率水平是不可或缺的。為此,至今年年底至少還應升息100基點,使得一年期存款利率達到4%的水平。從長期看,至少應升息200基點以上,因為中國歷史上的平均真實利率水平是1.4%。這需要中央權衡,做好各方面的協調工作。

        中國收緊貨幣和結構性改革要并行。從長期看,要紓解長期通脹壓力還是要加快供給層面的改革(也是中央所強調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變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的局面,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中央強調積極財政政策成為重要的給力點。通過在民生方向擴張供給;通過減稅和減費(特別是減少企業上交的社保費用),推動私人部門和民營經濟發展,擴大就業;通過對中低收入者發放生活補貼,來增強其忍耐通脹的能力。這些都是非常正確的方向。

        我們所擔心的是在不逆轉“寬貨幣”環境的情況下,結構性改革是否能夠有效地進行,通脹和“泡沫”都是逆國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如果不首先把它壓下去,反過來會損害結構性改革的效果(企業家精神和創業的沖動如何出現),甚至不得不停滯改革的進程。在世界大國經濟史上,目前還難以找到平衡政策完成重大利益結構調整的先例。上世紀80年代初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是通過大幅加息把通脹和泡沫打下去后,制造了一個小型衰退,然后才有了里根的結構性“供給療法”治愈長達10年的  “滯脹”的功效的。

        收緊貨幣不是萬能的,它不能解決通脹的深層次問題,但是,想要抑制通脹,不收緊貨幣卻是萬萬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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