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朝文人看主流情緒與主流價值的對抗

李新江
 

　　一、

　　戊戌六君子是后來主流價值觀可以認同的最早的開明就義者，書生意氣，俠客柔情，都賦予六名已經亡去的先賢以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慈禧太后政變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梁等諸多國學大師，在后來五十年里都深刻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秩序，犧牲者也成為開明政治第一次為顛覆獨裁統治支付的血腥代價。

　　清王朝打從入關一直致力于滿漢一家的策略，成就了中華近代一波鼎盛的繁榮，不過發展到二百多年以后，根深蒂固的祖宗宗法又像幽靈一般出來作祟。這是中國幾千年朝代更迭的規律，極度榮耀的興盛過后，給后人帶來強大的執政束縛，一有變動即被人用前輩圣君之思想予以指責，王朝的法人代表自然而然走向不敢圖變的道路。

　　在這種轉變完成之后，君王其實等同于喪失了立法權，維新變法之時，光緒帝已經離這個權力遙不可及。祖宗傳下來的模版成為不容置疑的標桿，謀變等同于否等自身統治的合法性，這是君王層面的游戲規則。從這個角度上講，咸豐帝一直到末代帝王溥儀，在此期間的帝王僅僅享有人事權限、財務支配權和司法權。

　　帝王的權限限制也就決定了維新黨人的命運，公車上書之后，康有為和梁啟超等均被光緒帝委以帝師，可出入宮闈參議政事，這還在游戲規則之內，帝王尚且擁有寵幸臣子的自由。隨著維新黨人權勢壯大，行西方之法，興西方之學，這儼然已經不是皇帝可以駕馭的課題，他們的敵人已經成為曾叱咤風云的祖宗賢君，是康熙爺、乾隆爺留下來的舊體制。

　　守衛祖宗之說，也就占據了輿論制高點，這是當時的執政者的游戲規則，也是一切合法性的源頭，甚至光緒的帝位，在強大的執政機器面前都顯得那般無力，康梁譚的維新運動也就只能匆匆落敗而去。

　　其中有個小的插曲，是譚嗣同請求擁有勁旅新軍的袁世凱支援，對慈禧太后進行囚禁。如果這一條路走通，就已經是軍變，像極推倒一切重來的革命，而不再是君主立憲路子。如果這般，光緒帝哪天不聽話，照樣會被程序化地拉下臺，君權只是謀求病變合法性的理由，從而喪失了合法性的本源——神性。

　　在當時的游戲規則下，袁世凱是否有實力維系一場得以善終的軍變尚不可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很有可能擴大成安史之亂，為首者最終被翦除，得意的各地梟雄擁兵自重。袁世凱雖出身軍旅卻深受儒學熏陶，這個道理他怎么不知道，這也是封建王朝斷氣之前的游戲規則之一了。

　　剩下的就只是行祖宗之法的慈禧太后，她動用司法手段擬定維新黨的罪狀，然后希望將維新黨人全部鏟除以儆效尤。

　　二、

　　戊戌六君子維新變法失敗遭斬首時，清政府已經在士子的處置上不再有如此大的權限，地域上與清官無權過問的英法日俄租界，曾國藩李鴻章之后，儒家士子朋黨風盛行，而且權勢儼然不在八旗的達官貴胄之下。而且在當時，即使王權內部也出現很大的分化，一切決定只能在各方利益博弈下進行，到了公文出具之后的執行階段，明顯又要大打折扣，不想死的很可能就可以通過種種手段躲開清廷的司法追責。

　　二百年前的故事又是另一般光景，若放在雍正當權時，維新黨人恐怕起碼是凌遲處死，凡有所涉及，或斬首示眾或發配給披甲人為奴。

　　《清稗類抄》里有個故事，查嗣庭在江西做考官時，出過一道文題，“維民所止”，源于《詩經•商傾•玄鳥》，因為維、止二字恰好是雍正去頭，全家遭到逮捕查辦，后來受盡折磨含冤死于獄中，尸體竟也遭到戮尸。一同受過的兒子慘死于眾，族人遭到流放。在這個故事中還涉及到查嗣庭哥哥查慎行，這位五歲能詩，六歲通聲韻工屬對的東南詩壇領袖，也因為家長失教，被逮捕入京，放歸后不久辭世。

　　查慎行和查嗣庭是金庸的始祖，金庸先生在《鹿鼎記》中的回目，用得都是查慎行的詩句。在雍正旨意下達之后，查慎行帶著族人從浙江海寧輾轉入京待刑，當時的場景是何等的凄涼，尤其是對于一名情操孤傲的詩人。

　　當時也是查氏最為繁盛的時期，“一門七進士，叔侄兩翰林”，后來金庸出生之地，正是祖輩開枝散葉享受過最大榮譽的浙江海寧。

　　夜深人靜，我們去揣度備受凌辱的早清文人，他們似乎和鐵肩擔道義離得很遠。那些遭到法辦的，在歷史典籍中呈現出來的總是缺乏一種正義凜然的氣魄，想一下這確實也是自然，動不動滿門抄斬，使得那份對正義的擔當，無疑全都變成了對親人遇害的慚愧，死得遠沒有戊戌六君子一般驚天地泣鬼神。

　　從雍正帝時期年羹堯案演繹的多門絕戶，甚至有地方傳出屠城之說，民心惶惶，廟堂之上人人自危；到戊戌六君子英勇赴死，同樣是當權的王朝對士人大開殺戒，已經完全不是同一個歷史色調，前者的屈辱讓人悲慟，后者的亡去卻讓人感慨于意氣。

　　與早一些的顧炎武相比，查慎行已經是徹底歸附于清廷之人，并因為清廷律法而戰戰兢兢。如果不是徹底的臣服，在雍正詔書到達海寧帶領家人入京待罪時，那般輾轉反側的路上，應該足可以發生些許故事流傳下來。

　　早在公元1702年，康熙帝東巡，大學士陳廷敬等舉薦，查慎行隨招進京入直南書房，第二年賜進士出身，特授翰林院編修，并多次隨駕巡游塞外，深得康熙器重。也正是這一器重，最終在雍正皇帝處理查嗣庭案件之時，念及端謹，放歸故里，沒有招致更慘痛的懲罰。

　　三、

　　與戊戌六君子相比，早些年間心性高傲的文人士子何以流落成不節之人？

　　這或許跟南明朝廷衰敗已久有關系，更加合理的解釋是，莊氏史案令當時江浙的士子書生心有余悸，那是一場慘絕人寰的殺戮，最終表現在紙端得以流傳的，竟然沒有敢指責清廷的言論。

　　故事始于清順治年間，南潯富戶莊廷龍購得明大學士、首輔朱國楨生前的部分明史稿后，聘請了一批江浙學者，對尚未刊刻的《明史概。諸臣列傳》等稿本進行重編，增補了天啟、崇禎兩朝史事，輯成《明書輯略》。其中對清廷多有謗言，后遭人舉報，康熙帝震怒，包括參與此書寫序、校閱、賣書、刻字、印刷的人，甚至購買該書的人，以及一些涉及地方官吏共有70余人被處死，被流放的家屬達數百人，最多時收監人犯達兩千余人。

　　從此以往，紅線畫得清清楚楚，踩踏紅線難免遭到殺戮，也成為既定的游戲規則。士子難免不被案件殘酷心驚膽戰，尤其是像查氏在地方上頗有影響力的大門大戶，一旦涉及相仿的案件被株連的何止數十上百。

　　順治到乾隆四代君王對于士子是殺戮和拉攏兩手都硬的策略，王朝中興之時，有很大的財力物力足以用來拉攏賢達，而在殺戮之后，士子文人在強大的皇權面前難以形成有效的抵抗，物質生活的富庶以及愚民教育的迅速開展，也使得這種殺戮被裹上合法的外衣，民間缺乏反對主流價值的情緒。

　　當時清廷的一系列措施成為后來多個集權政府借鑒并且發揚的治國之術。早在順治四年，因為民間書籍坊刻常有不書順治年號的，當事者常被法辦流放甚至斬殺，后清廷推出政令，“自今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行，其余房社雜稿概行禁止”，這也是出版審查制度的始祖，絕了新作品涉及不滿朝堂的路子。

　　后來乾隆帝編撰《四庫全書》，在四處搜集古籍之時，選擇性的保留編撰，對稍有反清言論或不受清廷重視的書籍予以毀滅，造成了大量與清廷主流價值不符的書籍損滅，造成了中國文化史的一次浩劫，其中遭到焚滅的就有明朝遺老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正好明末東瀛人垂涎中華的文化財物，這本書最終在海外得以保存。

　　后來國內絕跡而在日本尋得的還有吳三桂的“反滿檄文”、《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記略》等，期間被毀壞再沒有蹤跡的更是數不勝數。

　　這一場規模浩大的文集焚毀持續數年耗資巨大，乾隆帝為了尋找一切古籍也是煞費苦心。時處當時的文人士子或藏有古藉的富家儒商，恐怕難以料及在皇帝和顏悅色的納“才學之述”后，這些故人思想再無緣與世人面見。

　　當時查慎行早已亡去，“一門七進士，叔侄兩翰林”成為這一門致力于儒學的動力，這一門從此一直沒有靜寂下來，讀書考取功名，仍不乏有人上達庭堂。

　　四、

　　在隨后幾乎所有的文人達士的成長履歷中，我們再無法看到一個“自稱臣是酒中仙”的浪漫主義文人，文人的成敗與否已經不盡然取決于文藝修養，更多來自主流價值的認可。畢竟一朝獲罪，可能留有名字的支行片語都會被損毀殆盡，查嗣庭就是其中之一，因為文字獄牽連，這個曾被認為極富才華的士人的一切故事，只能留給后人的揣測猜度。

　　查慎行因為得到了帝王的器重，他的作品流傳下來不少，仍然可以有緣閱讀那份反抗情緒初失時文人的精神情懷。想了解更早一些文人心聲的，可以讀之前的顧炎武，那份在詩歌里面暗藏的含蓄而堅定的反抗意志，漢族朝堂被取而代之給極具優越感的文人帶來的傷害。

　　清王朝的主流價值觀一步步的滲入，毫無知覺，或者有所直覺下并未遇到強有力的抵抗。當時極具盛名的桐城三祖方苞、劉大櫆和姚鼐，系師徒孫三代人，正好能把當時文人的脈絡展現得一清二白。

　　方苞學成于康熙末年，因為《南山集》作序被株連解到京城下刑部獄，定為死刑。在獄中兩年，仍堅持著作，著成《禮記析疑》和《喪禮或問》。后來被營救出獄后，則痛定思痛，做皇家的近身辭臣。

　　到了劉大櫆盛名之時，已經是乾隆年間，他的文章既少歌功頌德、妝點“盛世”，也不多指斥時政、揭露現實黑暗。

　　師徒兩人的轉變正好反映出當時王朝推廣“主流價值”之時，第一代人的切膚之痛絕了心性，到第二代人的心仍有慮不屑顧及，及至第三代徒孫姚鼐盛名，已經將文本功夫發揮到極致，自然而然的與清廷親昵。文人那時候能做的無非僅僅是雕詞琢句，當然姚鼐不止于此，不過這種文風轉變不能不令人唏噓。

　　方苞與查慎行是同一時代的人，傳說查慎行勸方苞切勿作詩，不如專攻古文。查慎行死后，方苞為查慎行的墓志時，此節只字不題，反而對查以詩名世曲筆譏刺，這一點也讓后人指責不少。

　　經過一系列的大部制改革之后，清王朝在衰敗之前，已經將反抗的言論“前絕古人，后絕來者”，整個社會洋溢著一種滿清統治漢人的合法且和睦的氣氛之中，這一秩序一直維系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清朝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