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26 02:05:51
會后，焦瑾璞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指出，保持貨幣總量合理增長是我國金融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
貨幣總量增長與經濟發展相適應雖然在中國貨幣總量快速增長的問題上，金融學界始終存在爭論，尤其自2010年下半年以來，有觀點認為近年中國“貨幣超發”。焦瑾璞指出，改革開放30多年貨幣總量的較快增長與經濟快速發展和結構調整相適應，基本反映了經濟規模擴大、經濟市場化和貨幣化的客觀需要。
貨幣數量是國民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的核心變量之一，衡量貨幣總量的一個主要指標是廣義貨幣供應量M2。焦瑾璞用一系列數據上為他的觀點作了論證：1978～2010年，我國M2年均增長21.9%，但波動性較大。1980～1995年期間，M2年均增長25%，1996年后M2增速逐步降低，2001～2008年基本保持在17%左右，2009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M2增長27.7%，是199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2010年M2增長19.7%。M2與GDP之比從1980年的36%上升到2010年的182%，在全球各國中處于較高水平。
為滿足經濟運行的需要，貨幣總量增長一般應大致相當于實際經濟產出增長加上貨幣膨脹水平。對轉型經濟來說，考慮到經濟結構的變化以及經濟市場化和貨幣化的需要，貨幣總量增速可以更高一些。改革開放以來，M2年均增速約高出GDP年均增速和CPI年均增速之和約6%。貨幣總量增長是在經濟總量持續擴大和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及不斷完善的條件下發生的，與經濟快速增長、結構深刻變化和經濟市場化、貨幣化進程大體一致。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GDP年均實際增長率達到9.9%，人均GDP由381元增加到3萬元，隨著物價管制的放開，資源價格改革的深入，一部分價格改革的影響會反映為CPI的變動和貨幣總量增加。上述因素構成了貨幣總量的經濟基礎。
貨幣總量增長是與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相適應的。GDP中第一產業占比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0年的10.2%，工業比重由47.9%微降至46.8%，第三產業占比則由23.9%提高到42.9%，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非農業產業的迅速發展產生了大量投融資和貨幣需求，推動了金融體系迅速發展。
貨幣總量增長反映了我國高儲蓄的現狀和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由于直接融資不夠發達，通貨和存款以外的金融工具較少，社會公眾的資產選擇渠道單一，銀行儲蓄成為主要的投資渠道，導致了貨幣總量較快增長。
貨幣總量增長反映了我國對外經濟的快速發展。進出口總量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升至2010年1.97萬億美元，尤其近年來國際收支順差規模不斷擴大，外匯占款成為貨幣投放的主渠道。
貨幣總量增長是經濟市場化和貨幣化進程的客觀要求。隨著農村、企業、價格、投融資體制等改革漸次展開，越來越多的商品交換和要素配置通過以貨幣為媒介的市場交易來進行，相應帶來了貨幣流通總量的擴大。
焦瑾璞說，“應該看到，一國貨幣總量增長不可能無限度地擴張，隨著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等，潛在的經濟增速趨于降低。”但他強調，隨著商品價格關系逐步理順，直接融資將得到更大發展，國內消費需求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進一步增強，對投資的依賴逐步降低，國際收支趨于平衡，貨幣總量被動增長的壓力有可能逐步減弱。
保持貨幣總量合理增長關于協調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加強流動性管理。焦瑾璞向記者分析了近幾年的金融宏觀調控政策：
2003年4月以來，央行開始發行央行票據作為調控基礎貨幣的新工具，連續滾動發行3個月、6個月、一年期、3年期央行票據。同時，逐步開展以特別國債為工具的正回購操作。2003年以來共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33次，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6%提高至21%。
充分發揮利率杠桿的調控作用，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2004年10月開始對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實行下限管理，對金融機構存款利率實行上限管理。目前，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已實現市場化，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已成為貨幣市場、票據市場、債券市場以及衍生品市場的定價基準之一。
逐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健全動態趨向合理均衡匯率水平的機制。2010年6月19日，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和國際收支狀況，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數據，自1994年1月至2011年2月，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累計升值34.2%和59.2%。
在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集中爆發的情況下，我國及時調整貨幣政策的方向、重點和力度，先后5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4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并支持金融機構擴大信貸總量和優化信貸結構，上述措施對促進經濟迅速企穩回升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加強流動性管理，管理好通脹預期，自2010年1月以來先后11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4次提高存貸款基準利率，同時根據中央要求2011年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
“這些措施都有利于貨幣信貸的適度增長，提高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焦瑾璞說道。
當前貨幣政策面臨三大挑戰焦瑾璞認為，雖然當前我國經濟社會向好勢頭進一步鞏固，但經濟發展環境仍然比較復雜，貨幣政策仍面臨一些嚴峻的挑戰。首先，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和投資膨脹對貨幣總量被動增長的壓力較強，加大了貨幣調控的難度。其次，國際收支持續大額“雙順差”格局帶來較大的貨幣總量擴張壓力，增加對沖操作的壓力。最后，世界經濟中的不確定性時有出現，發達經濟體貨幣條件持續寬松，全球流動性泛濫，加大資本流入和通脹壓力。
“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的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綜合國力再上新臺階，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金融宏觀調控，努力使貨幣信貸增長保持在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所需要的合理水平。”在指出貨幣政策面臨的挑戰同時，焦瑾璞又提出了應對方案。
一是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關鍵領域改革，更大程度發揮市場機制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為貨幣總量合理增長提供良好的經濟基礎。
二是合理把握社會融資總量增長。發揮好債券、股票、產業基金等融資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滿足多樣化投融資需求。更加關注直接融資渠道的發展潛力，保持社會融資總量合理適度增長。
三是不斷完善金融宏觀調控的體制機制。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加強流動性管理，加強數量型和價格型工具的協調配合，健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引導貨幣信貸合理增長。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加快金融市場發展，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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