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繼續沉迷于“萬億情結”

近期一些地方不斷釋放出啟動若干項目、甚至投資多少萬億元的信息，一個個地方版的“N萬億”政策似乎正悄然啟動。這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仍迷戀于投資拉動型發展路徑，大干快上式的發展思路未有實質轉變。分析人士認為，應徹底摒棄片面追求GDP增長的思維模式，莫繼續沉迷于“萬億情結”。當前需要的并不是著急拿出龐大的“投資清單”，而應讓市場在引導投資中發揮基礎作用，實現投資增長由政府主導向企業自主增長轉變。

聯系到二季度我國經濟增速最近三年來首次“破八”，地方的這些大手筆投資計劃背后的“穩增長”意圖十分明顯，但其中諸多細節值得仔細拿捏，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方變“穩增長”為“保增長”，甚至要“穩中求快”、“彎道超車”，“以量為綱”的傳統投資思維烙印相當明顯。

從一些地方已公布的投資計劃來看，呈現出投資額高、基礎設施建設占比大的特點，而投資結構和內涵與過去相比并未改變多少。以長沙為例，該市公布的195個重大推介項目的主要投資對象是城市硬件設施，總投資額達8292億元，這些項目絕大多數力爭在“十二五”期間完成，平攤到每年是1658億元，遠遠超過去年長沙的財政總收入668.11億元。這恐怕并非孤例，有研究者測算出現在大概有50個城市宣布要開挖地鐵，可以為中國創造5萬億元的基建支出。

當然，很多地方尤其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存在大量的領域需要進一步投資，擴大投資也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必要措施，因此，警惕新一輪地方投資潮更準確地說是要警惕低效益的盲目投資。一些地方熱衷于“面子工程”而對區域發展和民生發展的“里子”著墨很少的情況并不鮮見，其他一些存在的問題也無法回避。

一者，由政府主導投資的基礎設施項目對投資回報率并不敏感，這方面的巨額財政支出恐怕難以獲得較好回報。同時，受限于公共產品定價的非市場機制，許多公用事業項目投資啟動后，無法產生較好的經濟效益。這些新投入項目如果無法實現正收益，將進一步引發各界對地方債務危機的擔憂。今年各個地方政府進入償債高峰期，對此不可掉以輕心。

二者，在社會融資總量一定的情況下，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投資將對民資形成明顯的擠出效應，并將接棒房地產，繼續拉動對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的需求，從而擠壓其他工業部門發展，延緩產業結構調整，甚至進一步強化不合理的經濟結構。

三者，長期以來對于投資的迷戀正導致投資效率下降。研究顯示，雖然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不斷攀升，但投資效果系數特別是以不變價格計算的投資效果系數一直呈下降趨勢，這表明投資效益低下且不斷惡化。有學者估算，在2002年，每增加1元GDP需要固定投資1.78元，但到2010年已增至5.99元。

分析人士認為，從政府角度看，投資確實是拉動經濟增長見效比較快的手段，可以熨平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但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難題絕不只是周期性問題，更是結構性問題，盲目擴大投資并不能提升中長期經濟增長潛力，用解決短期經濟問題的辦法來應對長期問題的風險極大。

首先，各地應審視和定位政府的投資職能，讓市場在引導投資中發揮基礎作用，實現投資增長由政府主導向企業自主增長轉變。只有發揮市場機制，讓民間資本發現投資機會、分享增長成果，才有可能實現投資的可持續性。

與“擴投資”相對應的另一項積極財政政策是實施結構性減稅，通過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增強企業盈利能力和自主擴大投資的動力，方能較好釋放經濟增長潛力。

其次，政府主導的投資應與保障和改善民生結合起來，適當向民生領域特別是向教育、醫療和養老等民生領域傾斜，切實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化解抑制消費水平提升的難點，為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創造條件。

政府投資還應加大對于教育、科研等“軟環境”投資力度，從提升勞動力素質入手提升勞動生產率，提升技術對于GDP增長的貢獻率。在人口紅利盛宴漸行終結的今天，這一點尤為關鍵。

道遠且艱!希望來自地方層面的“N萬億”提法只不過是噱頭，不會演變成為新一輪投資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