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重回“2”時代 警惕通脹卷土重來

每經編輯 董先安     

董先安 （北京領先國際金融資訊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從通縮預警到通脹高風險來臨不足5月，與2010年6月～11月些許相似。7月數據已預警消費者物價指數環比、同比先后回升進入倒計時：海外流動性、氣候與農產品供給、國內肉糧比價均隱含了能源漲價、肉價回升等風險。最新制造業購進價格指數亦急升5.1個百分點。

8月食品價格按年率漲3.4%，月環比急升1.5%；非食品價格同比漲1.4%，環比漲0.1%；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降3.5%，環比降0.5%。這必然制約寬松政策，我們下調今明兩年中國經濟至7.5%增長與4.0%左右通脹率搭配，一個較低增長、較高通脹時期將開啟，政策信號即便短暫反復，也左右不了向上趨勢回歸。

政府短期政策反應有復制2008～2009年真實通縮時期跡象。若今年為防通縮再度滯后超調，則通脹、房價新一輪暴漲極可能卷土重來。舊風險尚待釋放，新風險山雨欲來。

海外對中國看法存在兩極化。近日大宗商品市場即隱含中國等新興經濟中長期增長前景的盲目樂觀情緒。自然，資源品價格高企令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迫使決策者言行由寬松回歸謹慎。

自去年12月央行已三降準備金率，今年6、7月份于四周之內兩降利率；后者實為二季度初前瞻性缺乏、滯后支付更高政策成本；前7月平均新增人民幣貸款7707億元，月均同比超千億元；二季度政府基礎設施投資已顯著回升。而今年余下時間，通脹風險會上升，寬松政策高概率告一段落，應避免滯后超調。

近日國家發改委公告其5月至8月間陸續批復的60個基建為主項目，其中包括近期建設項目（新增）總投資超6400億元的25項軌交工程。我們需要思考地方財政如何覆蓋項目總投資的25％～45%？商業銀行如何防御被迫承擔政策性不良貸款？

當預算過程法治約束，以及基建過程開放、競爭、監督與制衡的制度與非制度環境尚在完善時，拿投資作調控手段，短期效率很高，但中長期的風險不容忽視。一是給定中國對資源品進口高依賴，價格貿易條件硬約束內需擴張；二是發改委調價方式可追溯1984年9月上旬莫干山討論。至今油價采用國內調價滯后盯住海外定價、海外市場反之緊盯發改委信息的滯后反饋；三是價格信號滯后，令中國宏觀調控滯后超調風險擴大；四是銀行業政策性不良貸款升高，侵犯儲戶、股東權益；五是有粗制濫造和豆腐渣工程存在等。

上述是推理中國經濟與投資增速內生性放緩的思考維度之一：盡管以人均鋼表觀消費量等實物指標衡量，中國整體發展水平僅接近日本1969年～1973年。但通脹、房價、不良貸款與公共事故對投資沖動的約束越來越緊，轉型是諸多制度、非制度條件及市場供求關系等社會經濟規律內生決定，不以哪一個人情感好惡而改變。故此，筆者認為，中國將內生拉長基礎設施飽和過程，經濟年增速降至6％～7%水平，對應投資增速高概率初步降至15%水平。

與日本1969年前后相似，中國新增勞動人口同比增速已于2010年進入負值區間，2020年將下探-2%。在思考中長期增長潛力時，還有必要調研工地老齡化、建筑工人日薪以及“邊干邊學”的普通技術服務報酬等草根信息。貨幣、人力資本、撫養比、資源、農產品、草根調研等均指向上述較低增長、較高通脹的新趨勢。

化危為機、向服務型政府轉軌是多贏路徑之一，重新梳理民眾、企業家、納稅人與市政公共設施決策者之間的各種委托代理關系，理性界定各方權利，建立制衡、問責與激勵機制，在透明條件下，一步一步提升基礎設施性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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