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陷落：華爾街危機引發的歐洲債務危機

文：鐘舒

當富庶的面紗終于揭開，世人驚訝地發現，債務的皺紋早已稠密地爬滿了婦人的臉。

時間回溯至2008年，彼時金融危機肆虐，各國政府紛紛采取刺激計劃以期挽救經濟，但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也十分明顯——不斷增加的抗衰退支出、社會保障支出以及低迷背景下銳減的稅收卻迫使政府寅吃卯糧。

終于，草蛇伏線，灰延千里，隨著次貸危機的蔓延和深化，一場肇始于華爾街的金融海嘯最終如催化劑般加速了大西洋彼岸另一場風暴的形成——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希臘債務危機“星火”燎原

一場原以為風平浪靜的政府換屆，卻意外地掀開了歐債危機的冰山一角。

2009年10月，希臘舉行大選，由帕潘德里歐領導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成為新一屆執政黨，隨后帕氏宣布，由于其前任刻意隱瞞，希臘2009年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預計將分別達到12.7%和113%，遠超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和60%的上限。消息甫一傳出，全球三大評級機構相繼下調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引發市場強烈擔憂，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率先在希臘爆發。

希臘為盡快加入歐元區而對其赤字情況所做的“作弊”舉動，為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2001年，希臘熱切盼望加入歐元區，但據《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加入歐元區必須達到兩個關鍵標準，即預算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總負債不能高于GDP的60%。但希臘當時的真實預算赤字比重為5.2%。

為達到使債務“隱形”的目的，希臘政府與高盛達成了一筆秘密貸款協議，最終讓希臘預算赤字從賬面上看僅占GDP的1.5%。盡管希臘在其后將前述貨幣掉期交易的付息時間由2019年延長至2037年，但由于次貸危機爆發，融資成本驟升，希臘的債務鏈無法繼續延展，被隱藏了8年的債務炸彈終被點燃。2010年4、5月份，希臘形勢進一步惡化，歐盟被迫宣布向其提供1100億歐元援助，但就在短暫的喘息之后，歐債危機在2010年底再度出現蔓延和升級的趨勢：葡萄牙和愛爾蘭因債務困境不得不向歐盟以及IMF求助。

進入2011年年中，歐債危機呈現向邊緣大國擴散的趨勢，穆迪在6月將意大利列入負面觀察名單，并在7月表示有可能下調西班牙評級。至此，信心危機進一步加劇融資成本飆升，“歐豬”四國（PIGS）悉數跌入債務泥潭。

而就在人們普遍認為危機不會波及核心國時，三大評級機構于2011年底卻紛紛將槍口對準了法國，歐元區第二大經濟體面臨失去3A評級的境地。由于歐洲內部債權債務關系錯綜復雜，隨著越來越多的成員國被債務陰霾籠罩，系統風險不斷積聚。

“單一貨幣”遭遇“分散財政”

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只是加速了歐洲國家暗藏多年的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造成這場風暴的深層次原因，卻是歐元區自成立以來的先天性制度缺陷，即缺乏財政協調政策的單一貨幣安排。

歐元區國家均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成員國少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調控工具。以希臘為例，其調控經濟幾乎完全依賴于財政政策，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希臘政府為挽救經濟，避免衰退，不得不擴大財政開支，使得債務問題雪上加霜。

盡管歐盟對于這種二元性制度也設計了防火墻，《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成員國財政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但執行情況已經證明，公約的約束力十分有限，成員國財政紀律松散的大有人在。據統計，2009年債務危機爆發時，歐元區平均財政赤字占GDP的6.3%，其中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財政赤字分別占GDP的13.6%、12.5%、11.2%、8%和5.3%。

不少成員國財政紀律松散，也是歐元區內部結構性矛盾的集中反映。隨著歐盟成員國日益擴大，歐元區內的經濟發展水平開始分化，其中又以南歐與北歐成員國間的區別最為明顯。

一方面，在歐元持續升值、全球制造業向新興市場轉移的背景下，以希臘、西班牙等為代表的南歐成員國的出口競爭力不斷被削弱；另一方面，自加入歐元區以來，南歐成員國大多迫于政黨與工會的壓力，在經濟發展遲緩的情況下依然提高社會福利水平，造成勞動力成本上升，進一步削弱了競爭力，并且在整個歐元區中逐步被邊緣化。

債務危機爆發后，歐洲央行出手買債，同時不斷推進永久性救助機制的建立，此外，各國開始大力緊縮財政，削減開支，試圖強化財政紀律、增進經濟政策協調以及著手經濟結構改革。然而，事實似乎證明，這些目前已采用的辦法并未能將歐洲拉出衰退的泥潭：2013年5月29日，歐盟委員會做出了其應對危機政策的關鍵性調整——寬限各成員國的減赤期限，將政策重心從財政緊縮轉向了促進增長和就業。

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財政脆弱是歐元區的普遍問題，除非歐元區最終實現財政整合，否則目前所有的方法都不過是權宜之計，歐債危機將持續困擾金融市場。預算作為國家主權的核心內容之一，如果各成員國能夠切實按照公約執行，其實質即是財政統一，但考慮到政治因素，財政聯盟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作者為海外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