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素史克在華賄賂資金起底：以外資原研藥之名 借轉移定價抬高報關價

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王雅潔 發自北京    

每經記者 王雅潔 發自北京

葛蘭素史克（GSK）的商業賄賂事件，終于塵埃落定。

昨日（5月14日），公安部官網掛出的來源于新華社的關于葛蘭素史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GSKCI）涉嫌商業賄賂案偵查終結的報道透露，歷經10個多月的偵辦，于日前依法將GSKCI有關情況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據偵查機關透露，GSKCI藥品的價格遠高于在其他國家的價格，最高的達到其他國家的7倍。這條隱秘賄賂利益鏈的背后，再次顯露出外資原研藥在國內享有的超國民待遇，其中就包括定價環節。GSKCI的商業賄賂事件，或正在倒逼決策層重視外資原研藥的上述問題。

GSKCI賄賂案禍起旅行社

GSKCI為牟取非法巨額經濟效益的違規操作模式，起底于2013年的“旅行社”風波。去年6月，GSKCI副總裁兼企業運營總經理梁宏被警方帶走接受調查。與梁宏同日被帶走的還有GSKCI的副總裁兼人力資源部總監張國維、法務部總監趙虹燕和商業發展事業企業運營總經理黃紅，這4人被稱為GSK中國的“四駕馬車”。

事實上，真正使GSKCI進入警方視線的，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旅行社。2006年成立的上海臨江國際旅行社幾乎沒做過任何旅游業務，而是只和一些藥企打交道。令人奇怪的是，臨江旅行社年營業額卻從成立之初的幾百萬元飆升到案發前的數億元。警方通過偵查臨江當地多家旅行社的異常經營狀況，牽出了GSKCI及其關聯企業存在的重大經濟犯罪嫌疑。

新華社昨日公布的偵查情況顯示，這家老牌跨國藥企通過 “旅行社”的表面功夫，進而操控起來的隱秘賄賂鏈，全面倡導“以銷售產品為導向”的經營理念，強調“沒有費用，就沒有銷量”的銷售手段，先后組建和擴充了多個銷售部門，將賄賂成本預先攤入藥品成本，并組織各部門在虛高藥價條件下，通過大肆賄賂醫院、醫生、醫療機構、醫藥相關協會組織等醫藥銷售相關部門及其所屬人員推銷藥品，牟取非法所得數十億元。

上述“巧妙”的銷售手段，發端于2009年1月犯罪嫌疑人馬克銳就任犯罪嫌疑單位GSKCI處方藥事業部總經理后，為了完成GSK總部下達的高額銷售增長指標，在犯罪嫌疑人張國維等人支持下所一手創建。

偵查表明，為了刺激增加銷售額，GSKCI采取多種方式鼓動銷售員工“輕合規，重銷售”，不但向員工提供高額銷售費用，還制定了獎懲制度，完成銷售指標獲得高額獎金，完不成者則面臨著被解雇或無法升遷的命運。在這種畸形的考核目標和制度導向下，GSKCI下屬銷售員工采用各種方法大肆進行賄賂活動。馬克銳等公司高管人員組織各部門，在各種公開場合和行政執法部門檢查中，極力回避和掩護賄賂銷售行為，努力維護行賄費用的資金輸出渠道。

在處方藥和疫苗銷售過程中，GSKCI下屬各藥品生產企業、與經營相關的各部門全面參與，建立自營藥品銷售、外包藥品銷售、“冷鏈”（疫苗）銷售、大客戶團隊銷售、危機公關五條“賄賂鏈”，形成了醫藥代表賄賂醫生、地區經理賄賂大客戶、大區經理賄賂VIP客戶、市場部賄賂專家、大客戶部賄賂機構的賄賂網，賄賂銷售行為涉及全國各地。

最新偵查情況表明，2010年以來，因肝炎藥“賀普丁”專利藥資格到期、大量國內仿制藥即將大量上市，GSKCI先后實施所謂 “長城計劃”、“龍騰計劃”，行賄數千萬元，并明確要求不得采用國產同類藥品。實施“長城計劃”后，不少醫院不再采購賀普丁國內同類藥品。

貓膩藏于“轉移定價”

GSKCI的經濟犯罪動機，離不開牟利，這一點在大手筆行賄后需要消費者來買單，即提前將賄賂成本預先攤入藥品成本中，最高超出其他國家7倍的藥價由此而來。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公安部獲悉，長久以來，GSKCI在中國銷售的藥品大多冠以海外原研藥名義，在藥品進口前通過轉移定價的方式，增高藥品報關價格，在將巨額利潤預提在境外的基礎上，設定高額銷售成本用于支撐賄賂資金。由此，GSKCI藥品在中國的價格遠高于其他國家。通過賄賂銷售，GSKCI的主營業務收入實現了逐年攀升，從2009年的39億余元，增長至2012年的69億余元。

在此期間，馬克銳等犯罪嫌疑人組織其財務部門，采取在GSK內部虛假交易的手段，將在中國境內的絕大部分違法所得作為采購成本轉移到境外預設的公司結算。其巨額賄賂成本及違法所得，實際上都通過虛高的藥價轉嫁給中國的病患人員和國家財政承擔。

進一步推敲GSKCI的高藥價源頭，貓膩藏于其特定的“轉移定價”過程中。

多名涉案的GSKCI公司高管供述，新藥進口到中國前，公司便會啟動如下的“倒推計算”價格過程：首先開展國內市場價格調研。一是參考其他跨國藥企相同或者相近的藥品確定價格；二是如果屬于原研藥，“想賣多高的價格就定多高的價格”，再將價格報給GSKCI公司財務部。

隨后，GSKCI將定價需求報給GSK總部的TP中心 （全球價格轉移中心），計算出成本價和在中國進口的口岸價。等到TP中心認可后，葛蘭素史克中國公司按照總部計算的口岸價進口藥品，這時口岸價已遠高于成本價。

在藥品進口后，GSKCI公司按照已經轉移定價的口岸價，向國家發改委申請單獨定價，發改委依據申報資料，以口岸價為基數批準GSKCI在國內銷售的藥品價格。

“這一過程也叫轉移定價。”犯罪嫌疑人之一、原葛蘭素史克中國公司副總裁兼疫苗部總經理陳洪波說，這是跨國公司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一種主要方法。在原產國分公司把要賺的利潤確定好，把確定后的（原產國）零售價作為銷往另一個國家分公司的成本價。在這個基礎上，再實行一套價格策略，確保在另一個國家能夠盈利。

在外包藥品銷售賄賂鏈中，GSKCI為規避賄賂銷售法律風險，以支付推廣服務費形式將藥品外包給江蘇泰陵醫藥等7家公司代銷，并全盤復制其賄賂銷售模式通過其對醫生行賄；疫苗銷售賄賂鏈中，為在銷售終端打壓競爭對手，實施“冷鏈”計劃，出資1300余萬元采購小汽車、電視機、電動車、攝影攝像器材等非醫療設備，根據疫苗銷量，向疾控中心和疫苗接種點客戶行賄。

上述一系列為搶占市場份額，進而通過賄賂設置排他性障礙，提高藥品市場銷量的操作手法，與預選攤派成本至藥品成本的做法 “互相呼應”，雙向互動，將GSKCI一步步推向經濟犯罪的深淵。

倒逼外資原研藥政策改革

GSKCI的經濟犯罪事件，正撬動決策層降低原研藥超國民待遇的預期。

早在去年底，一位衛計委政策研究專家向大智慧通訊社透露，國家正在推動仿制藥一致性評價，意在保護優質仿制藥，“仿制藥與原研藥一致性無差別后，則沒有充分的依據證明單獨定價，所以單獨定價資格要取消”。

卓創資訊醫藥行業分析師趙鎮認為，政策層面長期對原研藥價格高企持容忍態度，與現階段國內的大部分仿制藥質量難達到原研藥的水準有關，這也是管理層難以下定決心的一個原因。

長期以來，在我國與仿制藥形成政策對比的是，盡享“恩寵”的原研藥。原研藥為中國獨有概念，1993年中國開始實施藥品專利保護政策，而在此之前進入中國市場的專利藥缺乏法律保護，因此國家出臺了這樣一個追溯性的行政保護制度，使外資藥企獲得經濟補償，也鼓勵他們把創新藥帶到中國。

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孫志剛曾在全國招標座談會上明確提出，要降低原研藥的超國民待遇，讓原研藥與仿制藥同臺競爭，如果原研藥價格降不下來，國家將會集中起來，統一由國家進行價格談判，甚至會統一定價。

記者梳理發現，在去年密集的各省市基藥和非基藥招標政策中，都對原研藥有所限制，甚至有部分省市的藥品招標采購文件中，已取消了原研藥招標中的單獨競標資格。

以山東為例，在去年的基藥招標進程中，不止一家外企原研藥放棄了基藥市場。有市場觀察人士表示，與國家發改委直接調低原研藥的最高零售價相比，部分省份招標采購中不再保留原研藥單獨一個質量層次的做法，或將加速原研藥的降價。

接下來，外企原研藥面臨的競爭在未來幾年可能會更大，一是山東、江西、廣東等地均對高價通用名藥物有所抑制；二是各地醫保資金壓力以及醫院控費等對高價通用名藥的降價需求日益迫切；三是在各項政策和企業的積極推動之下，本土仿制藥質量也在快速提升，并得到各界的認可。

未來專利過期的外資藥將和仿制藥在同一平臺上直接競爭，已是大勢所趨。在這種政策大環境下，不愿降價的外資藥企開始紛紛放棄招標。

中投顧問研究總監郭凡禮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分析稱，原研藥單獨定價能推動藥品創新，調動企業投入藥物研發的積極性，因此取消原研藥單獨定價是不合理的。而仿制藥取消單獨定價資格有合理性，即其建立在原研藥的基礎上，成本上占有優勢，影響了市場公平競爭，因此政策層面的推動是必要的。

（實習生劉傳奇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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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K曾在美上演“商業行賄”

每經記者 王雅潔 發自北京

隨著葛蘭素史克商業賄賂事件接近尾聲，整個行業也開始對商業賄賂產生的根源進行反思，以促進日后市場的良性發展。

據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此次葛蘭素史克在中國市場的行為，曾在美國上演過。資料顯示，葛蘭素史克在美國波多黎各、夏威夷和加州等地共舉行過8次“帕羅西汀論壇”，幾百名醫生被邀請參加，每名醫生還能得到750美元的酬謝金。此后幾個月內，參加此論壇的醫生所開的葛蘭素史克藥品使用量都有顯著增長。葛蘭素史克也因此收到了美國司法部開出的30億美元罰款單。

當GSKCI在中國再次被曝出此類問題后，我國監管層作出了一系列反應，其中包括國家衛生計生委召開曾專門召開專項會議，審議并通過了《2013年糾正醫藥購銷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專項治理工作實施意見》，要推動源頭治本，完善藥品集中采購制度，規范醫藥購銷秩序，降低藥品虛高價格。

同時，國家衛生計生委還成立反商業賄賂專項行動領導小組，并從去年10月14日開始到各地暗訪。

對此，有專家直言，2013年的打擊醫藥商業賄賂跟2006年有著很大的區別，2006年是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20個部委所做的一次整體部署，主要打擊醫療機構；而2013年由偶發事件引發，打擊的都是企業，主要是被舉報的企業。

對于如何根除商業賄賂根源這一問題。有專家直言，在中國目前醫改尚不完善的情況下，企業進行商業賄賂能夠實現效益最大化，外資企業就是利用這種潛規則行事，且知道最大邊界在哪里。

業內有觀點認為，在日后的市場監管中，打擊藥企商業賄賂，既要對關鍵崗位的人員加強監督，也要使醫院招標過程更加透明，消除商業行賄的空間。

還有分析指出，接下來的反商業賄賂中，相關部門應將藥品流通體系中的“回扣”行為視同“商業賄賂”，這將使治理這類行為有明確的法律界定，也對收受“回扣”者產生強大的震懾力量。

（實習生劉傳奇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