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敬偉：日歐通縮 中國何辜

◎張敬偉

日本和歐洲的通縮已成疑難雜癥，按照FT中文網的說法就是：“困擾日本20年之久、目前是歐洲政策辯論核心議題的那種頑固的通縮螺旋。”

中國也和日本、歐洲一樣通縮了嗎？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尤其是西方世界，他們一方面盡享中國過去多年來高速增長的紅利；另一方面又埋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傳導至全世界；他們對中國經濟轉型期抱持悲觀情緒，又不希望中國經濟一蹶不振下去。其觀照中國的矛盾心態和復雜心理，大抵如是。

中國是否通縮，是否將通縮波及世界，就有了典型的西方式答案。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十多年來，中國一直被外界指責輸出通縮”。該報援引2002年，時任日本財務省官員、現任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的話說，中國加入WTO將為世界經濟添加一股“強大的通縮力量”。后來，美聯儲亦發文《中國在輸出通縮嗎？》，該文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經濟規模“太小”，不足以產生什么影響。

但在過去的中國黃金十年里，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都在搭中國經濟的順風車。所謂中國“輸出通縮”的聲音被反復出現的中國威脅論和崩潰論的噪音淹沒了。后危機時代，量化寬松政策將美國成功拉出危機泥潭，日本和歐洲則深陷通縮泥淖不能自拔，中國經濟也呈現下行之勢，中國輸出通縮論又開始甚囂塵上了。

中國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和居民消費價格（CPI）兩項指數，以及不久前中國央行的不對稱降息，則為中國已經嚴重通縮并波及全球提供了論據。

但這不合經濟學常識，也不客觀。確切講，全球化時代，主要經濟體國內政策的任何變化，都會激發全球性的連鎖反應。譬如美國華爾街危機初始時，包括歐洲在內的全球主要國家都指責美國，宏觀調控的能力不足。第一次G20峰會，歐洲甚至成為討伐美國金融監管不力的主力軍。但在美國經濟復蘇后，不久前的布里斯班G20峰會，美國卻指責歐洲央行無所作為，開始嘲弄歐元區貨幣政策維持現狀。

“安倍經濟學”放任日元貶值的刺激之策，則對中韓兩國貨幣構成了壓力。韓國一直在指責日本整治通縮的“射箭”政策，等于禍水外延，在東亞制造貨幣戰爭。歐元區目前正在進行的準量化寬松政策，也對其他經濟體構成了壓力。

同樣，在美國三輪量化寬松時期，中國購美國債不斷縮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斷升值，中國也一直在埋怨美國向全球輸出通脹。

實踐證明，相互指責沒有任何意義。從美國經濟復蘇的情勢看，美版量化寬松在執行期固然為全球詬病，但現實效果還是正面的。起碼，全球老大的經濟復蘇，對中國、歐洲、日本及其他經濟體，都帶來了希望和愿景。

現實而言，中國的確存在產能過剩，需求減少，對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帶來了影響，而且中國經濟也的確存在著諸多結構性矛盾。但也不能成為日歐指責中國通縮波及全球的理由。反而言之，中國亦可將本國經濟的下行頹勢歸咎于美國的量化寬松和日本、歐洲的貨幣政策放水。但這種相互指責有何意義？何況，日本通縮，不是十年病癥而是有著二十年的沉疴了。而在過去20年里，日本大部分時間都是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中國對日（當然也包括歐洲）哪有這么大的影響力？

日本和歐洲的通縮，和中國通縮性質不一樣。日歐用量化寬松猛藥治通縮——尤其日本遠離高速增長太久了，因而渴望用狂印鈔票貨幣貶值的方式，以極端的通脹扭轉通縮頹勢，以刺激經濟增長。無論是“安倍經濟學”的急于求成，還是歐洲央行的謹小慎微，皆是如此。

中國剛剛經歷過通脹期，現在所謂的通縮期符合內外兩個市場綜合影響下的邏輯。中國經濟存在的結構性和系統化難題，需要一攬子改革舉措來破解。經濟新常態下，追求增長高速度非當務之急，調結構、穩增長才是核心要義。因而，2014年的貨幣政策維持了穩健的“微刺激”節奏，直到11月末才實施不對稱降息。

中日歐宏觀經濟運行環境不同、目標各異，即使同處于通縮情勢下，也會有不同的應對之策。日歐通縮沉疴，中國何辜？

（作者為察哈爾學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