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速放緩符合預期

每經編輯 張敬偉    

◎張敬偉

2014年經濟成績單出來了。國家統計局1月20日發布數據，初步核算，2014年GDP比上年增長7.4%。

這一增長速度，在中國政府和輿論機構的預期之中。但在國際社會卻是糾纏不清——有唱衰中國經濟者，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德曼；也有力撐中國經濟者，如世界銀行，認為中國經濟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14年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就數據而言，中國經濟總量基本上相當于日本的兩倍；就美元匯率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大抵為美國的57%（中國約為10萬億美元，美國稍高于17.5萬億美元）；按照人均GDP計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中國的排序是全球第89位。

作為人口大國，和全球第一、第三經濟大國比總量，連中國人自己都覺得不甚客觀。人均GDP才是有相對說服力的數據，按照這一數據，中國大約和秘魯或馬爾代夫相當。

各機構紛紛拿中國和亞洲的另一人口國家作對比。超過10億人口的印度，比中國有著更多的人口紅利，而且具有后發優勢。高盛認為從2016年起，印度經濟增幅將超越中國。盡管英國《金融時報》將印度何時超越中國視為 “老掉牙的預測”，但該報中文網1月16日認為，“印度龜”有望超過“中國兔”。

人們對中國過去30多年的持續穩定高速增長，視為過去時。借助中國政府自己設定的“新常態”，認為中國經濟將不可能重現以往增長奇跡。

基于基礎薄弱時代的國情背景，中國改革開放釋放的紅利讓人艷羨不已。但中國國力增強到全球第二時，再維持高速增長也不合邏輯。凡事皆須辯證觀照，中國經濟增速增長既有改革紅利正引擎的牽引，也有市場失衡負能量的伴生。簡言之，一是決策思維的政績至上導致經濟發展重速度輕質量；二是竭澤而漁的發展觀致使資源環境不堪重負；三是投資落后產能和地方融資平臺泛濫導致的產能過剩和地方債高企；四是體制機制的不健全導致社會不公、影響社會穩定等。

從經濟到政治再到社會治理，一路狂奔的中國亟須放慢腳步，深入思考一攬子系統難題和結構性頑疾，通過新一輪的改革調整彌補短板，再出發實現和諧發展。

2014年是中國深化改革的元年，也是新常態的適應元年，中國經濟增速慢下來符合預期。加之國際市場的影響，原有的引擎工具力道減弱（投資與外貿），中國經濟新常態很容易體現在舉世關注的 “慢增速”上。經濟增速，在后危機時代的全球市場，最能體現一個經濟體是否復蘇，而整個國際社會在2014年都處于高度焦慮中，所以對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特別敏感。對于中國新常態的內涵，西方機構和媒體也不愿意深入分析體會，而對于中國“明顯”的經濟下行，很符合他們的主張——中國也許真的不行了。

即使2014年中國經濟增速只有7.4%——和其他經濟體相比，經濟增長也是一枝獨秀。中國改變了政績考核模式，加大了金融改革力度，并通過依法治國，使中國社會治理步入更新的制度常態。中國亦啟動新的改革開放試驗田，自貿區試驗從上海一家擴容為粵、閩、津及滬4家。基于消化產能和利用好中國豐裕的資本，中國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外交高效推進并有了相當成果。最突出的莫過于成立了“兩行一金”——金磚國家銀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這吸引了周邊鄰國的極大興趣，中泰、中印鐵路項目破局，鐵路外交初見成效。

當中國傳統的經濟引擎不力之時，中國第三產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率超過其他產業?？缇畴娮由虅盏呐畈d起，尤其是阿里巴巴在紐交所的成功上市，意味著中國新興的電子商務產業真正成為全球巨頭。

2015年中國經濟形勢依然不容樂觀，但必須跨越三期疊加的瓶頸期。堅持新常態，深化改革還應更加深化，在調結構和穩增長的關系中，固然缺一不可，前者更為重要。

（作者為察哈爾學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