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中等收入經濟體未能跨越“陷阱”給中國的啟示

賈康 蘇京春

全球約90%的中等收入經濟體沒有成為高收入經濟體

“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最早是2006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用來形象描述經濟體特殊的停滯徘徊期的。它在比較全球不同經濟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基礎上產生，屬于在實證數據的比較中可明確觀察到的一種統計現象。

基于人均國民總收入這一指標，世行將全球各個經濟體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劃分標準的上下閥值逐年上升。從世行2014年最新發布的2012年人均國民總收入數據來看，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為4270美元，站在了當年世行上、下中等收入分界值4085美元的上方，成為上中等收入經濟體。

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近50年來全球100多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僅有13個國家和地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上中等收入上升為高收入經濟體。從世行發布的2012年人均國民總收入數據來看，處于下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有49個，處于上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有48個。目前處于上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中，有20個已經居于其中超過16年，有的甚至達到了三四十年之久，未能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

面對全球100多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約90%不能如愿進入高收入經濟體的前車之鑒，我國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堅克難，升級發展，就難以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

當前“黃金發展期”的特征正在消退，而“矛盾凸顯期”的特征日益顯現

當前，雖然我國已成功跨越了“下中等收入陷阱”而站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邊緣，但“黃金發展期”的特征正在消退，而“矛盾凸顯期”的特征日益顯現，正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

第一，技術趕超壓力巨大。當下，技術創新和產業革命不斷加速，我國后發趕超時間更加緊迫，越緊迫則越容易追趕不上，越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二，全球發展格局鉗制，貿易摩擦制約接踵而至。發達經濟體在貿易摩擦中的打壓，以及需要按照先行發達者制定的“游戲規則”來發展，我國后發趕超勢必會承受先行者的壓力和排擠。第三，能源、資源、環境制約表現為“胡煥庸線”格局下的“三重疊加”，集約增長刻不容緩。必須以“非常之策”破解這個“非常之局”，我國才能更好實現可持續發展。第四，未富先老，創新領軍人才匱乏。當前，我國人口結構已明顯老齡化，而且勞動力和整體人力資本結構不良，勞動力供給與經濟發展需求存在不適應的問題。第五，制度創新亟待實質推進，管理技術創新空間迫切需要拓展，文化“軟實力”也有待提升。如不能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化解“官本位”“行政化”對教育、科研的壓抑而有效推進創新創造，我們將面臨“勞動力低廉方面競爭不過低端經濟體，高新技術與投資環境方面競爭不過高端經濟體”的窘境。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經濟進入新常態帶來了一系列新挑戰：經濟增速要守住合理區間，既要“去產能、去杠桿”又要“保民生、穩就業”，“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要有效結合等等。粗放式發展模式顯然不可持續，“帕累托改進”空間已大為縮小，改革已然進入深水區。

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當前中國，惟有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引領新常態，成功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

我國經濟增長動力機制的轉型升級，主要應在供給側實現。“三駕馬車”所強調的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動力體系認知，只有聯通至基于結構優化的消費供給、投資供給和出口供給，才可能完整。而結構的優化機制，必須依托于以改革為核心的有效制度供給。必須全面深化改革，依靠有效市場優勝劣汰機制的力量，加上有為、有限政府理性的政策供給，對經濟結構進行升級。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要為改革進入深水區后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尋求解決之道，從而釋放制度紅利，形成激發經濟社會活力、潛力的有效制度供給長效機制。國際競爭現實已不允許我們再常規地、跟隨式地經歷以平均利潤率機制主導的漫長的市場發育及自然的經濟結構優化過程，這就需要我們從供給側打造一種比自發的市場配置更強有力的機制——政府理性主導機制，并使之與市場機制疊加發力，同時整合技術后發優勢，這樣才能更好實現“追趕—趕超”。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將成為我國邁向現代化道路上進一步打開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空間的重要一招。立足“十三五”，放眼中長期，只要我們緊緊抓住供給側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實質性的結構性改革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解放生產力，我國就能相對順利地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作者為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