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體制改革沒有終點 “城歸”等中國新人口紅利正在產生

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周程程    

每經記者周程程

12月10日，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主辦的“第十八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表示，原有紅利的喪失和新紅利的涌現是全世界都存在的問題。

“改革紅利又稱之為制度紅利，體制紅利是通過改革而出現的。一個重要的經驗是世界上所有的工業國家無一例外都經過了改革的階段，只有經歷了改革才能獲得改革紅利。”厲以寧表示，改革紅利是普遍的紅利，無處不在，無處不發生作用。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在厲以寧看來，體制改革沒有終點，并不是一次性改革就能解決所有管理問題，體制問題，需要不斷進行改革。體制越是適應于現代經濟發展，經濟就越能取得新的成績。

厲以寧指出，中國正在悄悄進行一場人力資本的革命，這會給中國帶來一個新的動力。

產權保護激發經濟活力

原有紅利上，厲以寧指出，包括人口紅利、資源紅利等，它們在經濟發展的前期及過程中會涌現出來。但是，經常也看到人們在這個階段是不珍視這些資源的，不珍惜這些紅利的，所以過分利用，以為這些紅利取之不盡、用之不絕。導致紅利枯竭，原有的紅利枯竭之后，經濟陷入停滯，想出新紅利很困難。

在此情況下，厲以寧表示，改革紅利是普遍的紅利，無處不在，無處不發生作用。但他同時指出，改革紅利不可能是自然產生的，不改變傳統的體制就不會有適合工業化、后工業化、信息化的新體制。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例外。中國同樣如此。資本不足，人才不足，市場不足，管理不到位，改革的紅利無法涌現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厲以寧強調，體制改革沒有終點，并不是一次性改革就能解決所有管理問題，體制問題，需要不斷進行改革。在他看來，中國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不斷完善體制的改革的連續。“中國的改革有一個特點，會爭論，但是回頭看走過幾年跨了一大步，又爭論、又爭論又跨了一大步。同時在改革中前進。”他說。

厲以寧舉例說，1979年中國剛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了廣大農民的主動性、積極性，農村隨之而辦起了鄉鎮企業，幾年之后糧票、油票、肉票都取消了，鄉鎮企業開辟了市場，打破了計劃經濟大一統得天下。

但改革并沒有因為農村承包制而停止，厲以寧表示，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公開發表以后，全國又一次掀起了市場化和股份制試點的高潮。國有企業紛紛改制為股份制企業，民間投資創辦了不少大中型的民營企業。這種情況下，廣大農村也發生了變化，農村開始向外輸送勞動力，原來只有少數人，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后，甚至偏遠地方輸送勞動力多，這就引起了中國的繼續變化。

“進入二十一世紀，特別是十八大以后，中國改革方面繼續推進，改革措施中有深遠意義的。”厲以寧說，比如說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商業領域內，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農村土地確權，在這個基礎上土地流轉，精準扶貧，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等。

厲以寧表示，所有這些改革措施，最有影響的是保護產權，包括物權、債權、股權、知識產權和其他無形產權，明確以法律為準繩，公有經濟產權要保護，非公經濟產權同樣要保護，這樣活力和動力就涌現出來了。

中國人口紅利正開始變化

“在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動下，改革紅利不斷涌現出來。中國正在進行一場人力資本的革命。”厲以寧表示，一方面，廣大農村正在掀起學習知識，學習技術的創新創業的浪潮。出現了一個新名詞：城歸。

所謂“城歸”，厲以寧解釋說，農村外出打工的人，他們在外面工作了一些年，認識了一些朋友，學會了技術，積累了一些錢，更懂得了市場怎么運作后，回農村工作。“為什么回去干？因為家鄉有用武之地。”他說。

他以曾調研的貴州畢節為例說，近些年，外地打工的人在外學習了技術，又回到了畢節，開了許多小微企業，例如面包坊等。以前這里的人從不吃面包、生日蛋糕，因為不知道生日蛋糕。一些外出回來的人，開了店生意很好。再如，在外面做裁縫的人，學會了做衣服，回來可以銷售，式樣比商場還要新，價錢便宜得多。

“這樣的話，畢節就新辦了一個區，叫：小微企業創業區。回家搞小微企業的都有地方安身，小微企業的主人非常高興，說我們現在才有了家。過去沒人管我們。我們到處找地方擺攤子。現在辟一個園區給我們，有了管委會，我們有了歸屬感，這都是新變化。”厲以寧說。

厲以寧表示，目前各地都在開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現在的年輕人跟幾十年前的年輕人是不一樣的，他們的知識面廣了，懂外面的經濟了，所以，再來以后創業的風氣就形成了。

厲以寧指出，最重要的是創意，創意才有創新，創新才有創業，很多觀念就需要改變。

厲以寧表示，無論是農民還是青年人的提高，都是中國的希望，這就是新紅利的產生。“說中國人口紅利已經枯竭了，他不了解中國。”

厲以寧認為，中國人口紅利正開始變化，一股新的創意的、創業的、創新的浪潮在中國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