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孩子不想做作業看成人不愿繳納養老保險：新科經濟學諾獎得主理論對社會福利領域貢獻良多

每經編輯 劉彥    

劉彥

當理查德·塞勒10月9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后，越是深入讀他的作品，越容易形成這樣一個清晰的印象：塞勒就像一位家長一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并對待社會中并不總是理性的“兒童”，而這些“兒童”便是經濟行為中的行動者。

在塞勒獲獎之前，經濟行為中的行動者往往被主流經濟學家看做是“理性經濟人”——總是在行為決策中頭腦冷靜，做出最自利的選擇，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塞勒的研究表明，人性之復雜，顯然并不如此。

我們可以通過一個例證來加以說明。

1970年，一位叫做沃爾特·米歇爾的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做了一個實驗，讓一大堆4歲的兒童在一間教室里，每個孩子面前擺了兩個盤子，一盤只有一顆棉花糖而另一盤有兩顆。實驗者告訴孩子們，如果等一會再吃，小朋友可以吃到兩顆糖；如果忍耐不住馬上就吃，只能吃一顆糖。

實驗的結果表明，大部分的孩子在幾分鐘后就“投降”了，選擇了吃一顆糖。而那些能夠忍耐更長時間去選擇兩顆糖的孩子，在15年后（1985年）的一份調查表中顯示，他們進入常青藤大學的可能性更高，忍受挫折的能力更強，也更成功。

這個實驗方法被認為是短期理性和長期理性抉擇的經典案例。而對于這兩種選擇，塞勒運用委托-代理理論框架進行分析并得出結論：人由兩種心理控制，一種希望獲得立即滿足，另一種理智地權衡現在與未來。但在很多時候，人們的行為極其反常，并非總是理性——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只是一個個非完全理性的個體——這就是塞勒的結論。

這一結論完全避開了近幾十年來的計量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宏觀研究方向，與新古典經濟學也毫不搭界，更像是從200年前的亞當·斯密垂下來的一只手臂。這樣的經濟學立足于人性論，并且從分析人的行為開始，重視人性的復雜性，重視合作，并沒有把市場的成功、經濟的繁榮歸因于“理性經濟人”的完美理性。

塞勒在《合作》一文中，基于單次博弈和重復博弈兩種情況考察了許多合作行為，引出了互惠利他主義結論：只要一起合作的人沒有占對方便宜，人們總是傾向于選擇合作。

而在《最后通牒博弈》一文中，通過觀察最后通牒博弈這種游戲得出一個結論：在實驗中，有些人看重公平，有些人看重博弈，并非經濟利益總是最大化的。

塞勒對主流經濟學的這種背離，以一種謙謙君子的方式表達出來。

一方面，他沒有完全顛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只是以一種挑選反常現象的方式對主流經濟學提出懷疑。比如，在《贏者的詛咒》一文中他提出，投標人會犯系統性錯誤，然而這些錯誤總是被傳統經濟理論排除在外，這就會使“經濟學研究不符合事實”。

另一方面，對公共政策具有的情懷，也使得他對經濟學家影響政策情有獨鐘。這就與他和傳統主流經濟學家的人物設定難以分開了。

塞勒是一位文學碩士、哲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是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與決策心理學。但指導他博士論文的導師是大名鼎鼎的沙文·羅森教授，此人在公眾政策的評價方面造詣不凡，因此作為行為經濟學家的塞勒也有很嚴重的公共選擇情節。

塞勒把那種家長式的循循善誘行為稱作“自由主義的溫和專制”，認為該主張不采用強制手段，而是“改變相應的經濟動機與行為使之更加優化”。當心理學用于個體選擇的人時候，比如金融行為學時，他的研究是相當有用的。

比如他在一個算不上故意搗亂的實驗中（盡管看上去很像搗亂），將過去三五年投資最為失敗的投資組合買進，而賣出過去三五年最為成功的投資組合，結果不幾年后果然大賺。這一實驗表明人們總是高估了風險，但同時對于成功也過于膨脹，這證明了非理性無所不在。

但在公共政策領域，“自由主義的溫和專制”理論應用起來就復雜和難以描述得多了。獲獎者本人很有信心，像一位心理學家一樣心理健康，也像一位家長一樣對待行動者關懷備至。

比如在社會保障、社會福利、信用市場、環保政策、醫療保險、婚姻制度等領域，各國政府該不該干預，又該如何干預？在這些領域如何運用選擇設計這一新興思想對人們“施加助推力”，從而“使人們能夠做出令自己更加健康、富有和自由的決策”，塞勒的研究對此可以提供一定的參考。

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時，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戈爾提出，將處方藥保險以單一計劃納入聯邦醫療保險，然后將此方案提供給所有老人；而當時共和黨的候選人小布什則提出，提供多種藥物計劃，消費者可以選擇是否要加入或者加入哪一種計劃。

塞勒認為，雖然大家都認為處方藥保險能符合計劃者最初的預期，但從選擇設計角度上說，若因為對美國老人太有信心而將選擇權完全交給他們，將更不利于他們去做出明智的決策。這跟把做不做作業、選擇一顆棉花糖還是兩顆棉花糖的選擇權完全交給4歲的兒童一樣，是靠不住的。

塞勒主張，涉及復雜問題，設計者要創造對使用者有利的設計，除了要了解一般人需要何種服務以外，還要注意簡單至上。“我為什么一定做作業”和“我為什么一定要交社會保險金”一樣，并不一定是選擇越多元、越復雜越有效的選擇題。

比如他后來的研究表明，在美國傳統養老金福利減少的背景下，個人儲蓄率低下，很大一部分人冒著未來資金不足的風險，用透支的方式來維持他們慣有的生活方式。而參與養老金計劃的員工數量不足，加上經濟危機復蘇緩慢等一系列的因素，可能導致美國史上可能出現的最大退休危機。這一研究采用了社會總福利視角，并未整體背叛新古典經濟學的整體框架。

塞勒設計了一項“為明天儲蓄更多”(Save More Tomorrow，SMT)的方案，要求美國401（k）計劃的參與者在每次加薪后，同意自動提升他們的貢獻率，把儲蓄率和薪酬增長掛鉤，要求員工從現在到今后提高他們的儲蓄金，并且利用慣性使人們留在這項計劃中。

在使用SMT的第一家公司中，參加過這項計劃的員工最終儲蓄率從3.5%增長到13.6%，這樣的結果當然會讓交養老保險更多的人在退休后更加受益。

這像不像家長在用假期禮物獎勵孩子努力做作業、答題，或者用軟硬兼施的手段來“保護孩子的利益”，以期讓他們上北大清華常青藤盟校一樣可以理解呢？

但問題的答案也常常會讓人困惑。一方面，存在一個問題：替代孩子們做出決定的家長，一定是時時理性、事事理性的嗎？影響選擇者的“自由主義的溫和專制”者，方案都是事事正確、時時正確的嗎？

另一方面，或許犯錯誤才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完整和美好。一個成年人犯錯誤都可以理解，要求4歲的孩子運用絕對的理性去控制未來，未免太殘酷了。人的資質天生不同，以整體的自然稟賦而論，有多少人能夠上得了北大清華、進得了常青藤？

比起對人半信半疑、卻對自己確信不疑的塞勒，筆者更愿意相信，除了上天給予的天分之外，“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家長的影響力，雖然有用，但終究有限。（作者為財經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