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經濟增長有助于解決分配不均等問題

每經編輯 陳星    

圖片來源：攝圖網

王倩

4月10日，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舉行了“全球化的‘下半場’——風險和不確定性”分論壇。

當前全球經濟存在不確定性，人們究竟能否解決分配不均、收入差距等問題？對此，筆者的觀點是：合理的經濟增長與全球化是可以消除這些問題的。

經濟增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經濟增長不是獨立的因素，它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我們的一個目的。不斷地提高人民的福祉、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才是終極目標。”3月份，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經濟峰會的一場分組會上發表演講時這樣表示。

此外，斯蒂格利茨還曾在清華大學做過題為“日益增長的不平等：原因和后果”的演講，這讓筆者想起了斯蒂格利茨的一本專著：《不平等的代價》。書中，斯蒂格利茨從生產要素與分配環節詮釋了美國乃至全球的不平等概念。其中涉及的內容既有社會角度的理解，也有經濟理論模型做基礎，所涵蓋的領域不僅有經濟學，還有社會學和哲學。

近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獲得世界矚目，人民生活水平也日益提升，但是分配不均、收入差距的問題也顯現出來。在這個問題上，很多人會提及基尼系數和洛倫茲曲線，來衡量和探討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的收入分配以及收入差距。

基尼系數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嵯禂底畲鬄?ldquo;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嵯禂涤捎诮o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采用。

洛倫茲曲線用以比較和分析一個國家在不同時代或者不同國家在同一時代的財富不平等，該曲線作為一個總結收入和財富分配信息的便利的圖形方法得到廣泛應用。通過洛倫茲曲線，可以直觀地看到一個國家收入分配平等或不平等的狀況。洛倫茲曲線彎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反之亦然。

但筆者想談談自己對不平等與增長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理解——合理的經濟增長也可以消除分配不均。

應重視各投入因素之間關系

談及分配不均，斯蒂格利茨認為，這既涵蓋勞動力收入層面的不平等，也涵蓋市場失靈，例如壟斷等造成的財富分配不平等。筆者現在換個角度，從增長函數、增長的外部環境、帕累托優化等方面討論該問題，并探討如何平衡平等與不平等之間的關系，以及政府能夠在增進平等、減少不平等方面所作出的貢獻。

在經濟學的增長函數中，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有人力資源、投入資本與技術進步，它們的投入以及這三種投入因素之間的關系，決定了其產出與增長的水平。

在這里，人力資源包含的內容有高技能的、也有普通技能的人力資本，通常，我們認為，不同技能的人力資本決定了其分配水平。而資本因素是從它的投入強度，即每單位投入資本所產生的產出量來考慮的。技術進步則是我們都熟悉的科技水平與創新程度。

在我國，工業技術還是以中等偏低的產業為主，高科技創新受到國家政策大力支持，但是還沒有完全占據主導地位，也就是說，我國同工業化發達國家仍舊有一些距離。勞動力資源也并非高端，這受制于我國的產業結構與技術水平，中低端的勞動力決定了他們收入分配偏低。每單位投入資本的產出同工業化發達國家也有一定距離。

我們還需要強調的是，這個增長模型在我國的應用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那就是各個投入因素之間的關系。由于我國工業的增長函數是以中低端為主，受科技進步水平的限制，基本上還屬于勞動密集型，因此即便是大量增加勞動力資源與資本，受制于各個增長投入因素的相互比率關系的限制，產出的增加也是微弱的。

單純大量的投入資本與勞動力，只會造成資源的浪費。我們在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勞動力就屬于收入分配中低收入的群體。我國工業的技術水平決定了投入的勞動力的收入相對較低。也就是說，技術進步決定了經濟增長，也決定了勞動力的收入水平。用經濟術語說，那就是在給定的技術水平下，資本與勞動力邊際收益的匹配是給定的，無限制的加大資本或勞動力的投入，是在浪費資源。

創新是改變分配不均的途徑

以我國東部沿海的服裝加工工業為例，我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專業”詞匯：原單、尾單等，就是個好的案例。除設計成本外，大部分奢侈品的價格同其生產成本之間的倍數令人咋舌。

一件網購的原單連衣裙價格在600元，而到了奢侈品店里就要掛上上萬元的價格，就是個典型的案例。其原因就在于我們沒有技術，設計理念在這里也被理解成一種形式的科學技術。這就是為什么我國大多數產業仍舊徘徊在為國外品牌生產加工，而原創產品則很少。包括現在很熱門的人工智能，大街小巷人們都在看五花八門的機器人，但換湯不換藥，我們需要的是創新思維。創新是技術進步的源動力，也是改變分配不均的根本途徑。

經濟學中常談及的就是帕累托優化：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資源，從一種分配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變化中，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對于生產最優來說，兩個生產者的產量同時得到最大化。在我們的案例中，生產廠商的優化不能夠以勞動力的收入損失為代價。在我們討論的不平等與增長的案例中，生產廠商實現了產量的增加和增長，其是以犧牲勞動力收入水平為代價的，所以他違背了帕累托優化的原則。這就是我們反對不鼓勵科技進步，為了實現經濟增長大量消耗原始資本與原始勞動力的做法，這無疑是社會財富的浪費。

分配不均的另一個弊端還表現在大量財富集中到生產商手中，長期下來造成了市場權力集中，這是很危險的。因為生產商權力集中會導致其定價權力增強，生產商剩余擴大，接下來就會有更多負面意義的超額負擔加大。在經濟領域，這是人們要規避的，因為它造成了市場上的不公平分配。

在完全市場競爭的情況下，保證這個體系的穩定，需要有一個穩定的框架結構條件，分配的合理，或者說剔除不平等分配，就是這個穩定的框架結構條件的其中一個內容。

長期的勞動力收入分配不均會危害經濟發展的穩定性與持續性。有效的經濟增長要求保證生產投入質量與數量的穩定。而勞動力分配的不均是威脅經濟穩定增長的最大風險。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理解這個問題：一方面，社會穩定性受到了負面影響，這一點很容易理解；另一方面，在完全競爭市場的最終平衡狀態下，生產投入成本是固定的，勞動力報酬得不到提升。而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如果本國勞動力報酬得不到提升，整體的福利上升就意味著本國勞動力福利的相對下降。

例如，A地生產商不致力于開發新技術，只熱衷于低技術含量的加工工業，最終導致了大批加工工業轉移到人工成本更低的B地區。而A地區的工人福利獲得不了提升，就是嚴格意義上收入分配不均造成的，它也致使了當地的社會穩定受到負面影響。

無論是上述的哪種情況，從國家的角度來講，如果能夠從政策上引導、合理鼓勵技能人才的培養，促進科學與技術的進步，以及工業產能的優化，這都會從根本上改變收入分配不均的情況。

（作者為同濟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