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數字折射大變遷：中國恩格爾系數首破30% 城鄉食物消費占比40年縮減一半

每經實習記者李可愚記者胡健每經編輯陳旭 “恩格爾系數”是什么？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第一次接觸這一名詞，是在21世紀頭十年的中學課堂上。翻開當時的政治課本，恩格爾系數的含義和作用作為重點知識被要求牢牢掌握。 讓記者印象尤為深刻的是，與其他數據總是追求“越高越好”不同，教材上明確指出，恩格爾系數應該“越低越好”。“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都有所下降，表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這是記者隨手搜到的某教材有關恩格爾系數習題的標準解答。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中國恩格爾系數40年內縮減約一半 與國民生產總值（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等當時一同出現在課本上的“新名詞”相比，恩格爾系數的歷史要悠久得多。按照國家統計局官網提供的資料介紹，這個系數是以19世紀的德國統計學家恩格爾命名的。 恩格爾系數，通常是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傳統上來說，國際上常常用恩格爾系數來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人民生活水平的狀況：即一個國家或家庭生活越貧困，恩格爾系數就越大；生活越富裕，恩格爾系數就越小。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系數在59%以上為貧困，50%~59%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低于30%為最富裕。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整體的恩格爾系數走勢如何？中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反映在了這40年的恩格爾系數里呢？經過一番查找，《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國家統計局“國家數據”欄目和2014年版的《中國民政統計年鑒》中找到了答案。 需要注意的是，在2013年前，國家統計局并沒有像現在一樣開展城鄉一體化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而是對城鄉住戶分別進行調查，因此2012年及之前的恩格爾系數都是分城鄉列出的。 從數據上來看，以作為改革開放起點的1978年為例，當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311元，恩格爾系數為57.5%；而當年中國農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116元，恩格爾系數為67.7%。相比之下，2017年我國城鎮和農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為28.6%和31.2%，都減少了大約一半甚至更多。 對照之前提及的標準，1978年中國的城鎮剛剛邁入溫飽的門檻，而中國的農村還處于貧困狀態。短短40年里，為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能夠發生如此歷史性的轉變？ “最主要的特點就是過去這些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老百姓收入不斷增長，財富不斷積累。中國從過去的溫飽階段逐步發展過渡到小康，再向全面小康邁進。”當被問及為何中國恩格爾系數能夠逐年回落時，毛盛勇在記者會上給出這樣的答復。 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2017年中國居民消費發展報告》前言中指出，我國正呈現消費層次由溫飽型向全面小康型轉變；消費形態由物質型向服務型轉變；消費方式由線下向線上線下融合轉變；消費行為由從眾模仿型向個性體驗型轉變的趨勢。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副總經理周昆平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點評道：“恩格爾系數下降到30%以下，首先反映出這兩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食品在整個消費支出中的比重在下降；其次則是和我們整體的消費升級有關，一些高端的消費品比重占整體消費比重正越來越高。” “恩格爾系數能夠達到這樣的水平，這是一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進一步揭示了中國恩格爾系數在40年里迅速降低背后折射出的重大意義。 他向記者指出，這一變化要結合中國目前已經形成了近4億人的世界最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一事來進行考察，“相當大一部分老百姓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的紅利，擺脫了求溫飽的階段，開始走向更加富裕的生活。這與我國經濟從高速發展走向高質量發展相匹配。” 近年來中國城鎮、農村恩格爾系數（%） 數據來源：wind鄒利制圖 恩格爾系數走勢間接反映物價“晴雨” 中國恩格爾系數在40年間從近60%銳減到低于30%，到底經歷了怎樣的歷程？《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對恩格爾系數和各類相關數據進行深入挖掘，以求更好地認識數字背后鮮活的經濟和社會變化。 從1978年在60%上下徘徊，到2017年低于30%，中國的恩格爾系數共走過了由“5字頭”到“4字頭”、由“4字頭”到“3字頭”、由“3字頭”到“2字頭”的多個臺階。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從全國統計數據看，中國城鎮恩格爾系數在1996年首次低于50%，達到48.8%；而這一系數首次低于40%則發生在2000年，當年的數字是39.4%；而首次錄得低于30%的系數，則正是上月剛剛宣布的2017年數據。 經過簡單計算發現，從1978年有恩格爾系數的相關統計開始，中國將城鎮恩格爾系數降低到50%以下水平花了18年。在這18年間，中國城鎮年人均消費支出從1978年311元上漲到了1996年的3919元，大約上漲了11.6倍，在支撐消費多寡的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相關數據也從1978年的343元上漲到了1996年的4839元，大約上漲了13.1倍。 而在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決定收入和消費的人均GDP數值方面，中國的整體數據也從1978年的385元一路上升到5890元，大約上漲了14.3倍。從這一階段的數據上來看，中國城鎮恩格爾系數的走勢還是和經濟發展的水平大體保持“負相關”性的，也就是說經濟數據的增長確實反映在了城鎮恩格爾系數的下降上。 而下一階段，中國城鎮恩格爾系數從50%以下水平降低到40%以下水平，花了僅僅4年時間。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個時間段內，中國首次脫離世界銀行所劃定的“低收入國家”陣營，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具體來說，這一時間點落在1997年，當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約為800美元。 不過與此同時，記者還發現，這一階段中國各項經濟指標漲幅并不明顯，從1996年到2000年，城鎮年人均居民消費支出僅上漲約27.5%、城鎮居民年可支配收入上漲約29.8%、人均GDP上漲約34.7%。那為何恩格爾系數在這4年中能夠狂飆突進呢？ 要解答這個問題，記者注意到，相關情況還應該結合中國城鎮恩格爾系數由“3字頭”走向“2字頭”的過程來一并進行考察。 在這一階段中，雖然中國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近5倍，年人均生活消費支出也增長了近4倍，中國城鎮恩格爾系數也大體上呈現向下的趨勢。但是這一系數并非逐年下降，在個別年份里這一數字還出現過反彈。例如，中國城鎮恩格爾系數在2003年已降到37.1%的水平，不過第二年這一數字又回升到37.7%；再如2008年的城鎮恩格爾系數比上一年漲了1.6個百分點，達到37.9%，這是200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在搜索大量相關數據后記者發現，這些恩格爾系數逆勢上漲的年份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的漲幅在各項統計數據中特別“惹眼”。以上文提到的2004年為例，當年7月和8月，中國CPI達到5.3%的7年內歷史最高位，而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上漲3.9%，漲幅比2003年提高2.7個百分點。 尤為引人關注的是，從構成上來看，當年食品價格上漲9.9%，其中糧食價格上漲26.4%、肉禽及其制品上漲17.6%、蛋上漲20.2%。據媒體的解釋，當年CPI的上漲有85%來自食品價格的上漲。因此，我們很容易從中發現這樣一個規律：由于當年物價特別是食品價格上漲幅度較高，因此導致城鎮居民使用在食品上的花費有較大提升，恩格爾系數大幅上升也就順理成章了。 而反觀1996年到2000年間，除1996年CPI曾經出現過較高漲幅之外，其他3個年份的CPI都沒有出現大漲，甚至還呈現收縮的趨勢。顯然，在物價指數不斷走低的情況下，即使消費和收入水平沒有較快上漲，恩格爾系數也能繼續保持較快的下降幅度。因此恩格爾系數除了判斷居民生活狀況外，也可以從側面反映出物價和通脹水平。 食物消費占比少了交通住房相關消費占比多了 既然中國居民在食物上消費的占比越來越少，那么40年間高速增長的人均年總消費額到底體現在了哪些方面呢？ 對此，《2017年中國居民消費發展報告》指出，2017年，服務消費占比不斷擴大，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分別為11.4%和7.9%，比上年提高0.2個和0.3個百分點。消費升級類商品的銷售增長較快，通訊器材、體育娛樂用品和化妝品類商品分別增長11.7%、15.6%和13.5%。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試圖走入各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從另一個角度尋找問題的答案。 我們從《中國統計年鑒》里搜集了1998與2016兩個年度的中國城鎮居民消費構成數據。簡單比較可以發現，在這兩個年份中，食品有關支出都是占比最大的消費類別，但2016年與1998年相比，即便在食品統計口徑中加入對煙酒消費統計的情況下，食品支出占比依舊從44.7%下降到29.3%。那到底哪些消費的增長補足了空缺呢？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在這兩個年度的數據中，有兩項數據占比增長搶眼：一是交通通信領域的相關支出。1998年，中國城鎮居民在這一項上平均花費了257.15元；而到2016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了3173.9元，占比從約5.94%上升到約13.75%。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居民消費支出分類（2013）》顯示，交通通信領域消費包括機動車購買、燃料和維修支出；固定和移動電話購買、電信服務、郵遞和快遞服務消費等內容。記者發現，在這18年間，我國總體機動車保有量、移動電話用戶和快遞業務量等指標均出現爆發性增長，這無疑對相關消費的大幅度增長起到了助推作用。 例如，1998年，中國擁有230.65萬私人載客汽車。到了2016年，這一數字已經增長了近63.5倍，達到了14869.27萬輛。同樣是1998年，中國約有2300萬戶移動電話用戶，18年后，中國移動電話用戶數已經達到約13.2億戶，相當于平均每一個中國人都接近擁有一部移動電話。而快遞件數也從不到1億件上升至312億件。在18年內總人口增長不超過2億人的大背景下，如此迅猛的指數型增長必然導致相關領域人均消費額的大增。 而在現實生活中，《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也很容易觀察到汽車等消費暴增給社會帶來的變化。天津市民林先生去年報名參加了駕校培訓班并考取了駕照，正在打算購買私家車。而他此時研究生還沒有畢業。他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我的一些同學大二暑假就學了車，本科一畢業就買了車，我已經算是晚了。”他認為，現在市場上車價并不貴，以未來的工資收入負擔買車和養車成本比較容易。 除交通通信領域消費占比不斷增長外，在這18年里另一項大幅上升的消費就是住房相關消費。按照當前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口徑，購買商品房雖然屬于“投資”，相關開銷并不會被算入消費支出內，但租房和房屋裝修等支出則屬于住房相關消費，并且整體保持了較高的增長。 從宏觀數據來看，1998年，中國城鎮居民一年平均在住房相關開支上花了408.39元。到了2016年，城鎮居民年居住消費支出已經增加到5113元，在整體消費中的占比從約9%上升至約22%。 上海市民程先生的事例比較有代表性。他已經參加工作近4年，是本地居民，家里也有一套住宅，但他還是選擇每個月花上超過3000元，與他的同事一起合租一套位于市中心的兩室戶住房。他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雖然家里有房，但只有60多平方米，容納他和父母三人有些擁擠。 同時，他原來居住的地區交通并不方便，而現在的居住地離地鐵站只需步行5分鐘。這些理由使得程先生即使在上海有家，還是選擇和同事租房居住。 但程先生也對記者表示，在自己開始租房以后，他花在外出就餐上的消費明顯減少。“現在我基本上是在家里買些速凍食品為主。沒租房前，我還是很喜歡出去和同事聚餐的，現在基本上不去了。”程先生這樣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在各項其他消費指標正在“擠壓”食品占消費總體比例的同時，記者在采訪中還注意到，城鎮居民食品消費及其結構也在悄然發生變化，米面等主食占整體食物消費的比例越來越小，而一系列改變傳統飲食習慣的多樣化高端餐飲消費正在不斷崛起。 北京市民張女士就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她所在的三口之家去年大概把三分之一的消費額花在購買食品上，不過，其中用于購買米面等主糧的金額已收縮到每月平均200元，占總體食物消費的比重不到4%。“現在我們家購買食品主要是買一些進口的肉類、水果，還有綠色食品，雖然買的米面也是精挑細選的，但總體占比還是降低了。” 2018年1月，由美團點評發布的《2017年度大眾生活消費趨勢洞察報告》顯示，餐飲消費越來越呈現出多樣化發展的態勢。例如，源于西方文化的“早午餐”關鍵詞，在其平臺的搜索量同比提升137%；而源自于日系文化的“居酒屋”，在平臺上的搜索量同比提升更是高達355%。 同時，報告也強調餐飲消費質量上升趨勢的影響。例如，隨著外賣業務的普及，數據顯示22：00~次日02：00的時段，外賣整體訂單量同比提升315%。報告分析稱，這意味著“夜食族”正在拋棄方便面，轉向選擇更優質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