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掛出“共享員工”招工令 新模式為何在這里？

疫情之下，餐飲、零售等行業為待崗冗余員工發愁，而阿里、京東、蘇寧等電商龍頭又因爆發增長的線上需求“招工緊”。 但方法總比困難多。近期，“共享員工”的新靈活用工模式站了出來，以解決勞動力要素分布不均衡的難題。 成都市電子商務企業協會（以下簡稱成都市電商企業協會）就聯合多個協會于2月10日在其官方微信公眾號發布“共享人才”招工令，廣邀各個企業的待崗人員，幫助有需求的企業解決燃眉之急。招工單位涉及京東（成都）、蘇寧（成都）、伊藤電商等，招工需求涉及各園區、營業部、社區等從事倉儲庫內生產、終端配送業務等。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截圖 “共享員工”是互聯網數字經濟領域對雇傭模式的摸索，為何這一次在成都？ 市場看見了一種成都態度——鼓勵企業試一試。這一包容、開放的現代城市文明植根于成都文化當中，這是培育新經濟的基因土壤。 協會“打包”招工令 公司遲遲不開工，張悅（化名）最近的心情很是惆悵。90后的張悅在一家醫療器械公司任職。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何時可以正常復工，公司心里也沒有底。 “閑著也不是辦法。”張悅不想遙遙無期地等下去，她希望找到新的工作機會。春節過后，京東發布招工令，倉儲、物流崗位要大量招人。張悅得知后，應聘了倉儲個護醫療質量管理的正式崗位。就這樣，張悅來到了新的公司工作。 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情況下，張悅這樣的例子并不少。他們被迫在家投閑置散，無所事事地看網劇、刷短視頻等。可時間一久，他們逐漸感到焦慮和慌張，因為，房租、房貸以及系列生活開支，就像沒有擰緊的水龍頭，一直往外流。 和張悅不同的是，還有一部分人并不想離職，他們想在待崗期找一份“短工”。當前，由于餐飲、酒店、百貨、零售等線下經濟因疫情受到較大影響，部分員工尚無法上班。而與此同時，生鮮、日化等線上需求井噴。此外，如物流運輸、配送、倉儲超負荷運轉，阿里、京東、蘇寧等電商巨頭急需補充大量勞動力資源。 這時，“共享員工”新模式逐漸走上臺前。成都市電商企業協會也想通過這一方式，幫助企業解決燃眉之急。 2月10日，成都市電商企業協會、成都市食品商會、成都市食品工業協會和成都市食品生產安全協會攜手，集中發起成都電商企業疫期“共享員工”招工令。其中，招工單位涉及京東（成都）、蘇寧（成都）、伊藤電商等，招工需求涉及各園區、營業部、社區等從事倉儲庫內生產、終端配送業務等。 “現在已有400多人報名，大部分是個體。”成都市電商企業協會秘書長吳蕾告訴記者，目前，勞動力輸入的企業報名還比較少，但也有團隊企業報名。個人應聘和原有公司派遣，是“共享員工”目前的主要形式。 成都市商務局電子商務處處長陳莉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微信公眾號后臺收到了467條回復信息。從協會的前期溝通來看，京東、盒馬、蘇寧、美團和伊藤電商，存在物流人員的缺口問題。除了電商行業，其他與疫情關聯度較高的產業，如口罩等防疫物資生產商也陷入了員工短缺的困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共享員工”的新業態出現，盒馬鮮生、京東等大型電商和龍頭企業率先實行。 2月3日，盒馬提出了“共享員工”，與餐飲企業云海肴共同宣布達成人員用工合作。京東7FRESH也于5日發布了“人才共享”計劃，面向全國招募臨時員工，誠邀臨時歇業的員工在此期間以短期打工的方式加盟，提供收銀、理貨、揀貨打包、客服等多種崗位選擇…… 圖片來源：京東7FRESH 京東西南公司有關人士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介紹稱，張悅屬于招工令的正式員工，目前京東在四川招收了數十名一線員工和臨時工。 “更為靈活”引企業熱議 個體之外，以企業為主體的跨行業勞動力輸出也在進行。酒類新零售企業1919也參與了盒馬鮮生發起的共享員工倡議。 “疫情期間也有部分人力閑置，現在我們輸出了200個員工參與共享計劃，后期還會增加一部分。”1919有關人士還介紹了其加入共享計劃的邏輯——終端有配送需求的消費品行業包括生鮮、酒類、餐飲等，都有較高的契合度。另外，1919是政府認定的疫情期間“民生保供企業”，配合盒馬鮮生對日常生活用品快速配送，這也是保供企業的社會責任。 隨著時間推進，剛性成本開支讓復工遲緩的企業“喘不過氣”，他們也希望解決員工閑置造成的成本壓力。 一邊是餐飲等行業“用工冗余”，另一邊是電商等行業“招工緊張”，疫情加劇了要素資源分布不均衡的結構矛盾。有業內人士表示，“共享員工”靈活、成本較低等特點，能夠有效促使勞動要素資源的市場化配置。 但“用工荒”的企業該去哪里找閑置勞工？待崗勞動力又該去哪里找工作？在高度分工和信息分散的市場中，企業和企業、個體和企業之間，如何更有效率地實現要素流動？ 這就需要有相關平臺進行對接，成都市電商企業協會便適時搭建了服務對接平臺，幫助企業解決問題。 通過平臺將分散的企業招工信息整合“打包”，發布的效果可能會更好。吳蕾表示，協會從企業服務的角度出發，不管是電商企業的用工需求還是其他需求，都希望能盡力去協助。所以，成都市電商企業協會希望搭建一個深度服務、有效對接的平臺。 另外一方面，“共享人才”招工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待崗員工的信息不對稱。應聘者可以結合自身情況，擇優選擇。正如吳蕾所說，平臺向企業傳遞了待崗人員的真實需求，“有可能他現在不一定去，但關鍵是他在關注這個行業和話題。如果脫離職業太遠，個人可能會在未來更被動、悲觀。” 圖片來源：攝圖網 從實際來看，涉及的招工單位和崗位雖然較多，但它們的業務同構性明顯——為勞動密集型的簡單技術。一家大型電商公司的工作人員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這次招聘的是一線員工，比如做送貨的簡單工作。這有助于降低技術門檻，不會因為“跨界”而有太長的磨合期和學習周期。 能否成為新型用工合作模式？ 從目前的進展看，“共享員工”的報酬由各方按照市價約定，具體則因人而異。譬如。對于企業派遣員工，會在原薪資之外根據訂單另行結算酬勞。或者，派遣企業與招工企業簽訂類似租用員工的契約，前者再向員工分配租金所得。 不過，“共享員工”的模式畢竟是新事物，由于涉及不同主體，權利義務、法律風險、責任歸屬、經濟激勵等合約都存在摸索的空間，需要各方權衡共謀。 陳莉建議，勞動者、原單位、現單位必須約定清楚各方的權利、義務與責任，尤其是管理制度、保障措施、法律風險與責任歸屬。比如，員工在共享期間的工傷如何處理，可以建議原單位繼續購買工傷保險，現單位等實際用工企業為這些員工購買商業保險。現單位還應該考慮自身的管理能力、崗位需求、員工素質，嚴格把控防疫程序，向勞動者做好防護措施和業務技能培訓，以更好地適應新的工作環境。 疫情催生了“共享員工”的靈活用工模式。疫情過后，這一模式是否會從臨時措施轉為符合商業規律的長期模式？ 實際上，“共享員工”的模式一直存在。城鎮化初期，“打零工”的短工契約曾一度風靡。隨著市場分工和需求的變化，兼職又作為一種新產物走上臺前。兼職和“打零工”的本質也是高彈性的靈活用工。隨著互聯網數字經濟不斷發展，“共享員工”以“新靈工”的模式出現。 有企業人士表示，希望疫情結束后，“共享員工”可持續發展下去，“商業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專業，終端配送的眾包模式也需要重新整合資源，共享有利于節約社會資源。不過，這成為用工趨勢還需要一些制度的保障。” 在陳莉看來，不少企業存在用人需求的波段性，這是“共享員工”廣泛發展的重要基礎。譬如行業有季節性周期特點，如果按照旺季需求招人可能導致虧損，按照淡季標準招人又滿足不了旺季需求。 因此，“共享員工”不僅是特殊時期企業間自發的積極自救行為，更是形勢倒逼出的企業自主創新舉措。這不僅是疫情防控期間的臨時過渡措施，也可以作為企業之間的一種新型用工合作模式。 近兩年，政府部門也積極出臺政策，為這一靈活用工模式頻吹暖風。 2019年7月3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完善新就業形態支持政策，促進零工市場、靈活就業等健康發展，培育就業新增長點。 今年1月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指出，要加快服務外包轉型升級，推動服務業優結構上水平。隨后，1月6日，商務部、發改委等八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推動服務外包加快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提出要跨界融合、協同發展，鼓勵服務外包向國民經濟各行業深度拓展，加快融合，重塑價值鏈、產業鏈和服務鏈，形成相互滲透、協同發展的產業新生態。 “共享員工”勞務合同應高度靈活，沒有苛刻的違約限制。”陳莉告訴記者，畢竟，“共享員工”要隨時回歸原企業，因此，“共享員工”與臨時用工企業的簽訂勞務合同條款應開明包容，突出臨時性，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策，過于束縛手腳只會適得其反。 圖片來源：攝圖網 從法律角度來說，“共享員工”只是臨時用工，不存在長久的雇傭勞動關系，退出機制應靈活，避免勞動糾紛，以解除“共享員工”的后顧之憂。未來政府部門需要加強法律監管，充分保障員工的權益，尊重員工的需求，從而實現員工和企業的雙贏。 新模式為什么在成都？ “共享員工”新模式是在既有的商業格局上“作圖”，意在沖破傳統用工模式的桎梏。新業態延伸的“觸角”碰擊到現有秩序的邊界，涉及法律、責任、風險等爭議就會出現。 但這不重要，因為商業創新本身就在“反叛”過去。經濟學家熊彼特把創新視作一種創造性破壞——生產要素重組革新經濟結構。正因為創造性破壞，裹挾著時代潮流的新經濟才能突破周而復始的平庸經濟，實現現代經濟增長。共享單車顛覆刷卡借車，網約車顛覆出租車……它們也在發展中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但在包容、開放的商業經濟環境里，問題總會解決。 成都本地的協會發起“共享員工”招工令，需要思考的是，在抗疫的特殊時期，新的靈活用工模式為什么會在這座城市出現？ 實際上，這可以追溯至成都市打造國際化營商環境的“1+10”舉措。 去年2月，成都發布“1+10”行動方案。其中一條是培育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應用場景，探索建立新經濟產品（服務）供需對接機制、推廣應用容錯機制，開展新產品（服務）推廣應用保險補償機制試點。 “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新經濟產品供需”、“應用容錯”是三大關鍵詞，背后是推行包容審慎的監管。成都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對于新經濟、新業態和新場景實行三張清單，給市場主體營造寬松的環境，在不突破底線和違背法律紅線的基礎上，給予新經濟新業態包容審慎的監管空間。 營商環境促使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這才能培育鼓勵市場創新的土壤。 抗“疫”時期的系列創新舉措，這其實是市場創新行為，但也能看到政府功能朝服務型轉變。 “共享員工”畢竟是一種新事物，它成或者不成，最終也只有留待市場來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