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鐘表大亨：積壓45萬只手表，買一支筆都省著

每經記者 王帆  丁舟洋    每經編輯 杜毅    

微小的鐘表記錄著光陰的刻度。單從數量上論，全球三分之二的鐘表制造都繞不開廣東，這里可謂鐘表行業的“世界工廠”，也是中國制造業的橫切面。

4月上旬的一天，坐在辦公室里，面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鏡頭，梁偉浩神情泰然，言語里卻是難關重重。

三十年前，香港地區手表商梁偉浩將目光轉向香江對岸，在廣東東莞鳳崗鎮投資建廠。適逢中國承接歐美制造業轉移的高速快跑期，梁偉浩創辦的得利鐘表集團，在東莞以“代工出口+自主品牌”的模式成為驅動廣東表業發展的啟蒙者。

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在叔父的表廠做學徒，涉足鐘表行業五十載，創業四十多年，梁偉浩不是沒經過風浪。回想2008年金融風暴之后的那一年，“大家非常困難，當時我們減了差不多40%的人員。我叫他們先回家。每天給十塊飯錢。有飯吃才有生活。”

“1987年香港地區貨幣大貶值，當時我在香港地區的公司受到很大影響，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非典，2008年的金融海嘯……但問題都沒有這次大。”梁偉浩說，“這次的疫情影響是全球的。”

國內疫情得到有效遏制之際，得利是東莞最早一批有序復工的企業之一。但只高興了兩個星期，海外疫情日益嚴峻，大量客戶的訂單推遲，公司貨品積壓、資金壓力陡增……廣東鐘表企業面臨生死劫。

每經記者探訪東莞得利鐘表廠

廣東是“全球鐘表工廠”

2/3的產量繞不開這里

 

東莞得利鐘表工廠大門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王帆 攝

東莞鳳崗鎮雁田第三工業區的大馬路，拐進一條小野徑，梁偉浩創辦的東莞得利鐘表廠就坐落在這里。工廠大門其貌不揚，但卻深藏不露。

得利鐘表是廣東鐘表產業響當當的名片之一，得利年產量手表360多萬只，瑞士名牌高端手表套件70多萬只，Movado集團等歐美知名品牌是得利的長期客戶。分散在珠三角各工業區的各類鐘表原配件，像一根根毛細血管匯聚到動脈，集中在這里加工、裝配、貼標，再將一個個精美華麗的成品鐘表，源源不斷地輸送往全世界。

不過，3月下旬，一則來自東莞另一家鐘表廠的公告，在廣東鐘表行業引起了震蕩，也讓梁偉浩為之擔憂。

美國鐘表品牌Fossil中國的主要代工廠——東莞精度表業，在下發給員工的公告中坦承工廠受歐美疫情影響，Fossil已全部停止下單、要求取消或暫停原生產訂單，公司經營出現重大危機，并做出全廠放假三個月的安排，接受全體員工辭職，即辭即走。

聽到這個消息，作為同在東莞的表業同行，又是多年好友，出于關切，梁偉浩給東莞精度表業老板羅盛堅打了個電話，卻聯系不上他。《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也多次撥打羅盛堅的手機號，他先是未接電話，后來關閉了手機，發短信也沒有得到回復。

“我自己覺得，雖然經營困難，但也不要勸退員工。如果休息三個月，員工去哪里呢？他們怎么生活呢？”梁偉浩表示。

作為外向型特征明顯的廣東鐘表行業，在海外疫情嚴峻形勢下，幾乎人人自危。

“這就像一棵消息樹一樣，我們看到這棵樹倒了，每個人都感覺到物傷其類。”談到東莞精度表業的經營危機，廣東省鐘表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閔樂曉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得利鐘表廠工人正在車間工作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王帆 攝

眾所周知，瑞士是鐘表王國，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全球80%以上數量的鐘表都產自中國，而當中又有80%是來自廣東。

據閔樂曉介紹，鐘表行業有個說法，全球有2/3數量的手表是廣東生產的；相比于瑞士的高端手表，廣東的鐘表產業以中低端、國際代工為主。

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珠三角地區以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成為全球制造業轉移的主場，在資本的澆灌下，集中了大量為歐美品牌鐘表生產加工的企業。

“廣東的鐘表行業經過幾十年發展，形成了一定競爭力，原因還在于廣東聚集了一條完善的產業供應鏈，工廠在原材料采購上相對便宜。”

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珠三角地區以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成為全球制造業轉移主場，圖為得利鐘表廠工人正在車間工作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王帆 攝

閔樂曉告訴記者，廣東的鐘表產業分工十分精細和專業，分布了大量表帶、表殼、表鏡、表針、鐘表巴的等零配件廠家，還有以東莞精度、得利為代表的成表加工廠。

正是看中了珠三角地區得天獨厚的條件，早在1979年就在香港地區創立得利鐘表集團的梁偉浩，選擇在1989年來到東莞鳳崗鎮投資設廠。創業四十年來，71歲的得利鐘表集團董事長梁偉浩坦言，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他面臨的最大危機。

行業悲觀情緒正在蔓延，高度依靠外部訂單存活的廣東鐘表工廠面臨生存考驗。梁偉浩的內心如同坐過山車一般驚險。

復工以后高興了兩個星期

就遇到了困難

3月初，梁偉浩緊皺的眉頭舒緩了些。90%的員工回來了，公司的生產能力恢復了。高速運轉一個星期，生產力恢復到了平時的93%。

為了順利復工，梁偉浩沒少費勁。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辛辛苦苦把員工找了回來”。疫情原因，國內多地交通限制，為了接回通行不便員工，公司自己派汽車、派中巴。“做了不少工作，也花了不少錢。”

得利負責采購跟單的員工羅曉燕從湖南老家回到東莞，在公司附近的酒店隔離了14天。“本來放假就延長了又加上隔離，那種想上班的心情真的非常迫切，來到廠里上班就感覺像是步入了正常生活。”羅曉燕說。

得利鐘表廠車間內工人正在裝配鐘表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王帆 攝

復工后的第一感覺是工作量加大了，與疫情前的原定時間相比上班推遲了一個月，為了把拖延了進度的訂單追回來，羅曉燕和她的同事們白天趕工、晚上加班討論如何安排生產。全員出動、熱火朝天的景象讓她印象深刻，“真的是所有能夠裝表的人都行動了，工程研發、寫字樓的人都來幫忙。”

“我們高速追回之前落后的貨期和產能，加班加點，甚至給供應商提供獎金讓他們及時交配件給我們。”梁偉浩說。“那一兩個星期很高興，我們的復工，也帶動了上游企業在3月上半月復工，讓他們提供足夠的配件給我們生產手表。”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來到得利集團探訪時，看到廠區里一個可容納600-700人的劇場，墻上貼著鼓舞人心的標語，彼時復工動員大會的畫面還歷歷在目——羅曉燕戴著口罩坐在臺下，聽梁偉浩強調復工的防疫安全、防疫措施，以及海外的實時訊息。

開動員大會的劇場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王帆 攝

“我當時覺得（海外）沒什么大問題。”羅曉燕心想。沒想到隨之而來的海外疫情大爆發，徹底打亂了得利的復工節奏。高興了一兩個星期的梁偉浩再度陷入焦灼。

從三月中旬開始，歐美疫情嚴峻，部分國家封城、封國，也有些海關停止運作。“我們出口貨運，到了對方的口岸，也封關了，擺在海關，入不了倉庫。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暫停出貨，等到將來復關再出貨。我們就開始遇到困難了。”梁偉浩表示。

細思下來，梁偉浩梳理了四重困難。“第一難，就是接到客戶的通知，要求延后出貨；第二難，如果要暫停生產，會影響將來的復產；第三難，客戶如果在五月復運的話，我們有沒有貨交給人家呢？我們會不會失去客人的信心和手上的訂單？第四難是資金，我們繼續生產需要資金，要給員工工資、買零配件回來，才能做成一只手表。”

時間滴答滴答的過去，處處都是兩難的選擇，梁偉浩必須作出決斷。

配件像海水一樣涌來

即便放慢生產速度也將積壓45萬只手表

得利生產的產品96%用于出口，僅4%在國內銷售。海外疫情阻斷了客戶的需求，客戶訂單延期的請求不斷來襲。

第一次接到客戶暫緩的請求，梁偉浩心情郁悶，歐美疫情快速升級，面對那么多要求暫緩的訂單，梁偉浩的第一反應是要不要停工。可如果一旦暫停，員工會失業，上游設備和供應商都會受到影響，等再復工時，難上加難。

“當時我評估了很多不同的情況，停還是不停？慢還是快？原來我們已經在高速生產中了，我訂購回來的零配件已經不斷地涌入，就像海水一樣不斷涌進來。”梁偉浩說，“那么大的量，我總不能全堆在門口吧，只能進廠以后，經過檢測、裝配，去完成一只手表。”即便明知道這只手表一裝配出來就將面臨被積壓的命運。

得利鐘表廠內已制作完成的成品手表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王帆 攝

經過一個星期的痛苦評估，梁偉浩作出決定：慢速生產，叫停一切加班，停止一切開支。“到什么程度呢？一支筆都不準買。停止購買任何的材料。用這個方式節省開支，維持公司的繼續運營，熬到疫情后的恢復。”

對節省開支，一線的羅曉燕也有切身體會。“以前我們買文具就多買一點，為以后的使用預留多一點量。這段時間我們不買筆，盡量買筆芯。”“打印文件用二手紙，反過來打印，下班要關電腦，宿舍每晚早一點熄燈等等，各種提倡已久的環保措施這次真的都落實了。”

減少工作量、控制成本，員工們最初也有意見，因為沒有加班就意味著沒有加班補貼，普通員工一個月只能拿到1800元的底薪，和幾百塊的全勤費。好在都住廠里的員工宿舍，吃住開銷很少。

“加班少了，那就讓員工多做運動咯。我們還開了很多培訓班，利用晚上或者周末的時候，甚至做一些家政練習的活動，讓大家能消磨掉一些煩悶的時間。”梁偉浩介紹。

得利表業有1000多名員工，公司的收入一時半會跟不上，光是人力成本就是好大一筆。為了保住大家的飯碗，直到現在梁偉浩硬是沒有讓任何一名員工休職。這就意味著巨大的貨品積壓壓力和資金鏈壓力。

得利鐘表廠走廊里堆積的成品手表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王帆 攝

“如果我們保持生產，但不能出貨，3月至5月上旬，我們積壓在這里的手表大概是45萬到60萬只。”梁偉浩說，“資金壓力大，45萬只手表是很多錢的，我們向銀行申請了延長貸款的還款期，也做了些借貸的準備金。5月復運，如果資金頂不住，我們就拿預備好的準備金去湊。”

4月上旬，《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來到位于東莞鳳崗鎮的得利集團，所見場景如梁偉浩所說，原料配件堆積在走道上，另一邊的走道上，堆積著公司已經制作好的成品。生產線的電子屏里顯示著當日的目標產量是7001個，慢速生產的策略下，實際產量只有4000個。

得利鐘表廠生產線已放慢節奏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王帆 攝

比2003年非典、2008年金融風暴都困難

梁偉浩一面等待海外疫情得到控制后，消化現有的訂單，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楚，從3月中旬到現在，一直都沒有新的訂單，估計到6月都不會有新訂單。“我估計整個行業訂單會減少30%-50%。我自己企業因為客戶都是大品牌，比較穩定，估計客戶會下滑15%到25%左右。”

創業四十年，經歷了大大小小的風浪，梁偉浩認為這次疫情對企業造成的危機最大，比2003年非典、2008年金融風暴都困難。“可能也是很多企業會頂不住，六月份我估計很多企業要倒閉，行業大洗牌。”

源源不斷涌進得利鐘表廠的手表配件原料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王帆 攝

對于自己的公司，梁偉浩還是保持樂觀和韌性。“可能我自己是永不放棄、永不言敗，我沒有想過最壞的情況下要不要關閉公司。我只是根據自己過去的經驗，怎樣做好節省開支，在經濟復蘇時怎么應對。所以我們工廠現在慢速生產，也調部分精英人員去做新的產品開發。待市場復蘇時，能有新產品出來迎合客人的需求。在復蘇的時候，就能走得比別人快一步。”“我過去那么多困難都過了，我覺得這次也可以渡過。”

距離東莞80公里的佛山，美致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張熒就沒那么樂觀了。美致實業是一家制作成品鐘的民營企業，員工最多時200多人，現在可能剛復工不久就要考慮倒閉的問題了，張熒五味雜陳。

廣東佛山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要面對現實，不是說你想撐下去就能撐下去的。”張熒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和得利一樣，張熒公司的產品也是主要銷往海外。國內疫情時愁復工，復工后緊接著又遇到國際疫情，即刻開始愁出口，張熒有著和梁偉浩相似的心情起伏。

“客人的訂單做好了，就馬上通知說不出貨，什么時候出貨？不知道。工廠的基本費用還要承擔，如果弄得不好，最多兩三個月可能就要垮了。”張熒表示，“出不去的貨大概價值200萬元-300萬元，兩個廠的月租金大概13萬元-14萬元，其他固定支出還不算。我們目前還沒有勸退員工，如果過了4月還沒有改觀，只能放假。”

疫情前，張熒公司的年產值在1000萬-2000萬元左右，疫情起碼“沖掉一半以上”，可能一年只剩幾百萬元。

接下來的計劃是什么呢？只能等嗎？還是怎樣？在記者問出這個問題時，張熒的回答是，再這么發展下去，“只能關閉”。“說真的，現在要放棄，心里肯定不好受。但我們沒有那么大的資金量，沒辦法一味死撐……所以這種心情，我想你可以想象。”

曾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的梁偉浩建議，政府應考慮將企業已交的2018年度稅費退還一半，2019年度沒交的稅費免交或緩交。在企業做信貸時，政府也可以在調研的基礎上出面做一些擔保，政府拍拍胸口，說“盡量幫它們”。“我想對企業紓解困難很有幫助的。”

夾在智能表和奢侈名表之間 

傳統手表生存空間日益萎縮

“現在就是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當老板。”張熒苦笑道。

拉長時間維度，張熒遇到的企業危機其實早在疫情前就有端倪。因為木制鐘特有的環保標準的提升，國內同類企業異常激烈的市場競爭，以及用工成本和技術成本的不斷上漲，公司已經調整了一些業務。動作之大，不亞于斷臂求生。“最多的時候200多個員工，疫情前就只剩下幾十個人了。”

“之前企業已經喘不過氣，再加上疫情，很多企業可能已經把最后一口氣給弄斷了。怎么說呢，只能說，死了死了。”張熒表示。

“鐘表業當年是很掙錢的，但是現在普遍是不賺錢，或者利潤很薄了。經營成本越來越高，市場的需求又越來越萎縮……而這種萎縮的原因與總體潮流相關，比如手機替代了人們對鐘表的大部分需求。”廣東省鐘表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閔樂曉說。

疫情前，廣東的“表哥”“表姐”們常聚在閔樂曉那里探討產業轉型升級問題。疫情就像導火索，進一步催化了產業積累已久的困境。

廣東各鐘表廠受疫情沖擊，出現鼓勵員工辭職請假的情況

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在消費者眼中，對鐘表的需求不是不存在了，而是需求變化了。蘋果、華為、小米等智能手表能與手機聯網，并實現健康監控等功能；而十萬元起步的勞力士等奢侈品名表，其市場地位依然穩固。根據摩根士丹利公布的最新瑞士制表品牌報告，2019年勞力士的銷售額約380億元，平均每天銷售額超一億元，創歷史新高。夾在智能手表和奢侈品名表之間，留給傳統平價手表的生存空間就很小很小了。

蘋果智能手表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劉春山 攝

中低端制造業當初的發展紅利已日漸消散，廣東鐘表行業勢必面臨一輪大淘汰和大洗牌，這已是大家的共識。順應甚至引領產業升級的趨勢，是廣東鐘表企業們要想繼續活下去的必然前提。

得利方面向記者透露，該公司2018年推出智能支付，在手表的表帶嵌入芯片，讓手表可以連接手機app進行移動支付；也幫小米、魅族、印度塔塔集團等公司加工過智能手環。

廣東樂源數字技術有限公司更是從誕生起就在探索智能手表。在談到疫情對該公司的影響時，該公司執行董事孟宇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智能手表是在傳統手表里增長很快的一個產品，所以對我們來說，疫情的影響可以說非常小。疫情前原來的市場需求就遠遠超過了我們的產能和交貨能力，現在需求平緩一點，我們反而可以更好的交貨、更好的服務我們的客戶。”

而對于廣東大量的傳統鐘表公司在疫情下的業績大幅縮水，孟宇坦言這其實是一次早晚會到來的大洗牌。以前從事金融行業的孟宇看到疫情期間美股四次熔斷感觸頗深，“美股在高點上，早晚要跌下來，疫情只是一個觸發點。所以我們鐘表行業的產業升級也是早晚會發生的。”

“已有的產品還在憑借慣性在銷售，但這個東西能賣多久？都很難說。”孟宇表示，所以不要把它當成一個壞事，大家一起趕緊趁著這個時間，把一些產品該升級的升級起來。傳統鐘表與互聯網、通訊行業相結合，與大健康產業相結合……會有很大的想象空間。所謂危機，行業機遇蘊藏在行業危難之中。

記者手記

時間永不停歇

時代的步伐也從不為誰等待

不是在販賣焦慮，屬于傳統鐘表代工制造業的“時間”真的不多了。

曾經，他們也是時代的弄潮兒。

改革開放的春風春暖廣東，優厚的政策紅利加低廉的勞動力優勢，從事加工制造和對外貿易的民營經濟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生長。以前不起眼的東莞、佛山，一夜之間成為“中國制造”“世界工廠”的代名詞。它們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深深嵌入了世界鐘表產業的產業鏈，也在服裝、玩具、家電等諸多產業的全球市場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千千萬萬個鐘表人，都抓住了這個機遇，憑借他們的努力，享受了成功的榮光。

而隨著制造業向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轉移，曾經的優勢很快消失殆盡。

與此同時，新的賽道、新的商機又在不斷涌現出來，5G時代來臨，智能可穿戴設備的空間還將越來越大。就在4月29日的這一周，囊括了卡地亞、江詩丹頓等奢侈名表的瑞士鐘表展W&W與天貓合作開展“云表展”，可見在數字化的大背景下，連高冷的奢侈鐘表業也要“觸網”。

時代滾滾向前，不會為了任何人停下來等待。不貪戀昔日榮光，堅守之道與革新之法并用，這仍將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