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熱評｜新基建并非短期“特效藥”，而是經濟長期“助推器”

每經特約評論員 盤和林

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數字經濟發展是助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所在，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離不開新基建的支撐作用。毫無疑問，新基建能夠為未來新經濟、新技術和新產業提供完備的基礎設施支撐，但這不僅是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穩定經濟增長的短期舉措，在長期也將為我國搶抓科技和產業革命機遇、建設智慧社會和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發揮先導和基礎性作用。新基建的發展及深化能夠有效賦能數字經濟戰略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針，助力中國及數字企業獲取、保持核心競爭優勢。因而相較于傳統基建，聚焦于高質量發展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無疑受到更多關注。

新基建集聚新優勢

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概念——“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從本質上看，新型基礎設施并未改變基礎設施的特征和標準，依然具有一般性和公共性的特征，其“新”主要是相對于傳統基礎設施而言。簡而言之，新基建區別于“老基建”最大的特點就是技術的先進性。其不僅具有傳統基建的基礎性、公共性等特征，還呈現如新基建以數字技術為核心、以新興領域為主體、以科技創新為動力、以虛擬產品為主要形態、以平臺為主要載體等不同于傳統基礎設施的特征。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學界、新聞媒體、資本市場等對于新基建的理解和認識逐漸呈現多元化趨勢。從中央和地方等歷次會議與相關文件中關于新基建的表述也不難發現，新基建的內涵正在不斷豐富和完善，呈現出動態變化的趨勢。這一動態內涵包括5G、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科技基礎設施，但又不僅局限在具體的某個物理設施層面，而是具有良好的產業延展性和包容性。

從國家宏觀發展戰略的角度上看，新基建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潛力。原因在于，一方面，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雖然與以鐵路、公路、機場和橋梁等為主的傳統基建有所區別，但其在屬性上仍屬于宏觀經濟理論傳統范式框架中的投資需求和以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供給側。因而既具備傳統基建穩增長的經典屬性，又可以助推創新和拓展新消費、新制造與新服務。另一方面，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四化同步從根本上離不開信息化。雖然傳統基建的發展空間已經收窄，難有大幅上升的空間。但新舊基建之間仍有很強的共生關系，甚至是相互交叉存在的。

在中觀層面，數字技術變革正在加速推動全球產業分工深化和國內新舊動能轉換，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形態在國內蓬勃發展。為數字經濟匹配的大量基礎設施，就必須依靠蘊含先進技術的新基建而非傳統基建來完成。聚焦于微觀視角，數字化經濟的強勢產業集群對新基建真實的需求是新基建作為“社會先行資本”的基礎前提，目前我國已初步形成這樣的強勢產業集群，如依托數字化平臺的BAT、京東、蘇寧、美團、順豐等。當然，由于新基建所涵蓋的領域和行業范圍非常廣泛，且處在動態變化過程中，其潛力與優勢的挖掘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作出靈活調整。

新基建搶抓新機遇

綜合新基建優勢與數字經濟發展本身的技術路徑特點來看，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化，幾乎所有的新基建項目建設主體，都肩負著立足國家或區域發展、深耕市場的使命，這也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難得的契機。

當前，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新基建作為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的基礎設施，迎來了歷史性的發展機遇。我國龐大的市場規模既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提供了充分的市場空間，又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海量大數據資源和廣闊的應用場景。具體來看，新基建蘊含的巨大投資規模和產業協同效應，為鍛造中國經濟的強度和韌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為實現關鍵技術和關鍵產品的自主創新這一目標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新型基礎設施的規劃建設不應僅落腳于短期經濟刺激，而要將其作為構建智慧社會、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先導性工作和重要支撐。在傳統基建擴張增速有限的背景下，大規模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將是未來長期的發力方向。在這一過程中，新基建投資的效果如何，不僅要看“硬基建”的情況，更要看運營體制、數據保護等“軟基建”的實施效果。

我國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各個領域已全面鋪開，實踐和政策交織推進，良好的政策環境有助于提高新基建的長期供給質量和服務效率。無論是從發展趨勢還是從發展潛力上來看，數字經濟已然完成對農業和工業經濟的跨越，成為當下主流經濟形態。將新基建放到如此重要的戰略高度，絕非心血來潮應對經濟下滑的權宜之計。從近期央行、國家發改委等部委出臺的措施和釋放的信息來看，中央部委貫徹落實穩增長政策靠前發力的信號十分明朗。新基建已成為中央和地方穩經濟的重要抓手，在發展戰略和具體行動上都受到了高度重視，在國家和地方出臺的穩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中都有具體安排，這為新基建投資提供了難得的窗口期。

凱恩斯的投資乘數原理表明，投資的增加會發揮乘數作用，即在國民經濟的各部門中引發連鎖反應，這一原理在實踐中也被不斷證實。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每一輪技術革命浪潮都是多部門的協同性爆發增長，而不是個別產品和部門的單點突破?，F實來看，數字新基建政策全面部署以來，與之關聯產業也進入了迅猛發展時期。隨著數字化進程不斷深入，一個個具體的生活場景和業務場景正在不斷延伸，對經濟和產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帶動作用。僅以5G領域為例，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測算，預計到2025年我國5G網絡建設的直接投資累計將達1.2萬億元，帶動產業鏈上下游以及各行業應用的投資將超過3.5萬億元。預計到2025年，5G商用將給中國帶來超過8萬億元的經濟消費和超過300萬個就業崗位。

新基建迎接新挑戰

雖然新基建在未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具備強大的增長潛力，但不可否認，新基建同樣面臨一系列的外部環境約束。隨著新基建被廣泛關注和熱議，未來新基建需要正視和解決在投資效率、可持續性、市場化投資決策等三個方面的問題，提前做好頂層設計配套。

與傳統基礎設施趕超階段面臨的確定性目標和技術路徑不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采用新興數字技術，其服務對象也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數字經濟，在技術創新和市場選擇過程中面臨較高的不確定性。因而與身處一線直接參與市場競爭和技術創新的企業相比，政府對前沿技術的不確定性更不敏感。在結構上，投資新基建應用層的企業較多，而投資基礎層的較少，存在投融資資金匹配失衡、結構不合理問題。所以新基建的投資不同于傳統的修路架橋，缺乏技術經驗優勢和信息優勢的地方政府部門很難進行有效信息甄別和評估，極易降低投資效率。

另一角度看，基礎設施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一般投資規模巨大、投資周期長，且往往涉及多部門協調和互補性投資，中國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樣也遵循了這一邏輯。統籌規劃新基建投資進度，防止走低效重復建設老路，是提高投資效率避免產能過剩和擠出效應的關鍵。這一過程中，政府需要消除重數量忽視質量的傾向，尤其要重點突出民生領域以及能夠拉動內需的新基建。此外，在行動上地方政府需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地考慮地區差異性。

新基建雖然具有高技術、高風險、高收益特點，但與傳統基建投資類似，同樣面臨著較強的融資約束。如果技術路線選擇不慎貿然投入，就可能陷入投資債務陷阱。我國以往傳統基建投資在實施過程中主要是財政兜底，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宏觀背景下，以政府財政資金主導的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模式不具備可持續性。

新基建因包含大量新興技術與新興產業，傳統基建的財政、金融等配套政策難以適配，因而新基建的投資應該是“優勢互補、資源共享、互惠互利”的開放式合作生態系統。這一過程中，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把市場愿意做、擅長做的交給市場，漸次降低政府部門的直接干預水平。國有企業作為國家意志的代表，在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人工智能、云計算、5G等具體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方面，民營企業同樣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適應能力。下一步，政府部門需要逐步放松管制，適度引入市場競爭，制定競爭中性的經濟發展政策，破除對民營企業進入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隱性障礙，采取包括稅收減免、融資優惠等多種政策措施激勵多種市場主體，最大限度調動社會資源和民間資本參與其中。這些措施將有助于調動更多的資源，加速新基建的建設進度，還有利于帶動和完善相關產業鏈。此外，雖然新基建投資要依靠自身力量，以本國技術水平為根本保障，走獨立自主發展之路，但同時也不能排斥引入國外先進的生產技術，在一些新基建領域可以嘗試與外資進行深度合作。

（作者系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研究員，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