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熱評｜內地一線城市將直面香港的人才競爭

每經特約評論員陳憲 2022年10月19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向中國香港特區立法會發表名為《行政長官2022年施政報告》的發言中，分別就產業發展、人才引進、改善居住條件、與內地通關等一系列備受社會各界關心的領域作了新的政策闡述。其中，人才引進是重點內容。筆者認為，人才競爭是香港與內地一線城市最直接且重要的領域。 李家超指出，過去兩年，香港勞動人口流失約14萬人。政府除積極培養和留住本地人才外，會更進取吸納外來人才。其具體措施包括：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為期兩年。滿足條件的人才包括過去一年年薪達250萬港元或以上的人士，以及畢業于全球百強大學并在過去五年內累積三年或以上工作經驗的人士。這兩類人士可獲發為期兩年的通行證赴港發展，不設人數限額。不符合工作經驗要求但最近五年內畢業的百強大學畢業生也可獲發通行證，每年上限一萬人。放寬“一般就業政策”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如雇主引入人才的職位屬“人才清單”表列的13項本地人才短缺的專業，或招聘的職位年薪達港幣200萬元或以上，無須證明本地招聘困難，可直接提出申請。取消“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年度配額，為期兩年，同時優化審批程序。放寬“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或赴港就業安排”，將逗留期限由一年延長至兩年，方便他們留港或赴港工作。優化“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撤銷科技公司在計劃下輸入外來人才時必須增聘本地雇員的規定，以加快輸入人才的步伐。延長工作簽注或簽證年期，在現有和新增的輸入人才計劃下的人才，到港獲聘后可獲發最長三年的工作簽注或簽證。向符合資格外來人才退還在港置業額外的印花稅。 在這次的施政報告中，李家超領導的特區政府試圖變身為“有為政府”，主動出擊，在引進資本與人才、投資產業方面直接面向競爭。特區政府的作為主要表現在：設立招商引才專組。在今年內成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及“人才服務窗口”，政務司司長帶隊統籌招攬人才。擴大內地辦事處和海外經貿辦的職能，17個辦事處會設立“招商引才專組”，主動接觸目標企業和人才，聯系百強大學，推廣各項計劃，確定人才引進規模。除積極培養和挽留本地人才，特區政府也會以更進取的態度吸納外來人才，其目標是每年吸納至少35000名人才。實施特別配套措施，包括土地、稅務和財政等方面，并提供量身定造的企業落戶計劃，以及為這些企業的人員提供一站式配套服務，例如子女教育安排等。從“未來基金”撥出300億元，成立“共同投資基金”，以引進和投資落戶香港的企業。 必須承認，在某些方面，香港比內地一線城市更具人才吸引力。過往，內地一線城市只有少數名校的畢業生才可能獲得香港人才計劃名額，進入香港工作。根據筆者觀察，在同時獲得香港和內地一線城市的工作offer時，大部分學生會優先考慮香港。在新的人才競爭政策的加持下，香港將產生對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更大的吸引力。 香港引進人才的優勢是：第一，香港的國際化、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故人才發展的阻礙較少。第二，香港特殊的區位，特別是大灣區的提出和規劃，給了人才更好的發展預期。第三，香港的個人所得稅稅率較低，在相同收入水平的條件下，個人可支配收入更高。第四，香港山海相間，自然環境優越，生活休閑環境配套更好。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香港20多個郊野公園，充分體現了其自然地理的多樣性，成為居民休閑的好去處。香港的公共體育設施，如游泳池，數量和條件均優于內地任何城市。第五，香港的海洋性氣候更加宜人。第六，香港居民生活的便利化程度更高。這和其相關設施建設更加人性化有關。而且，這些優勢對于高端人才更加具有吸引力。因此，內地四個一線城市均將面臨來自香港的人才競爭壓力。 香港引進人才也存在劣勢：其一，產業結構單一，理工科背景人才可進入的崗位有限。盡管香港近年來積極推動科創及相關產業發展，但進展并不盡如人意。其二，住房矛盾比較突出?，F有公屋計劃基本是為低收入人士設計的。盡管李家超施政報告提出，符合資格外來人才退還在港置業額外的印花稅，但商品住屋的價格仍會使很多人才望而卻步。人才大量落地，是推高香港房價的因素。其三，生活成本較高。由于商業設施的租金和人工價格較貴，導致香港的生活成本在全球位列前茅，高于內地一線城市。當然，內地一線城市與香港比較，近年來的生活成本優勢已經不再顯著。其四，與內地一線城市比較，在香港普通話的通用性較低。 產業是人才的“巢”，尤其是高端產業。筆者認為，內地一線城市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比香港更具競爭力的主要方面，在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先進制造業這個“巢”。內地一線城市要著力拉長這個長板。還必須看到，內地一線城市之間也存在激烈的人才競爭。唯有做強做大產業，并且優化產業結構，才能在人才競爭中取得一定的優勢。 對標香港和其他國際大都市，尤其是香港這次推出的政策措施，內地一線城市要梳理現有的人才政策，發現其中的短板，制定并實施更有競爭力的人才政策，同時整體改善和優化人才的工作生活環境。這里，需要重點考慮的因素是，相對穩定的生活成本；提高公共服務質量；進一步降低人才進入門檻，提高各種辦事的便利度。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