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蘇州深圳，制造業“三巨頭”再交手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楊歡

圖片來源：攝圖網_500323727、501392142、500874607

眾所周知，中國“工業第一城”有三座：上海、蘇州、深圳。

三座城市各有優勢和特色，也有各自在全國拔尖的數據指標，上海工業增加值多年保持第一，蘇州和深圳則在爭奪工業總產值的首位。也因此，坊間對誰是“塔尖”的討論從未休止。

近段時間，三座城市共同將目光瞄向同一個產業——醫藥產業。

上海先行一步?！渡虾Ｊ屑涌齑蛟烊蛏镝t藥研發經濟和產業化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目前已對外發布，提出到2025年，上海全球生物醫藥研發經濟和產業化高地發展格局初步形成，研發經濟總體規模達到1000億元以上。

本月初，蘇州發布“生物醫藥十二條”，為生物醫藥企業提供包括基金、債券、信貸、融資、貼息等在內的一攬子金融政策。外界認為，蘇州是國內首個出臺生物醫藥產業方面專項金融政策的城市。

與發力較早的上海、蘇州相比，后進者深圳同樣雄心不淺。3天前，深圳醫學科學院（籌）揭牌，號稱要打造成立足深圳、引領灣區、輻射全國、有國際影響力的生物醫藥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轉化創新基地。

回顧過去數十年中國城市的生物醫藥發展歷程，城市進退與行業起落相伴的特征格外明顯。眼下，生物醫藥行業被認為再度進入“調整期”，誰又能在新一輪比拼中勝出？

我們不妨回顧三座城市過去的幾次“交手”，以及在一些關鍵時間節點的選擇，或許能找到有關未來變局的一些線索。

“進擊”的蘇州

工信部日前正式公布了45個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名單。在入圍的五個生物醫藥產業相關的集群中，上海張江生物醫藥集群和蘇州生物醫藥及高端醫療器械集群，成為僅有的兩個以單個城市入圍的集群。

這不是上海和蘇州兩座城市的首次“交鋒”。

2018年，兩座城市就曾“擦肩”。當年，蘇州生物醫藥產業規上工業產值首次對上海實現反超，并逐漸拉開差距。到去年，蘇州該指標已首次突破2000億元關口，達到2002億元，上海則為1712億元，兩市差距進一步擴大至290億元。

當時，蘇州生物醫藥產業園正步入發展的第二個十年。倒回到其設立之初，這個被簡稱為BioBAY的項目提上日程，正與上海密切相關。

圖片來源：蘇州工業園區產業創新中心官微

資料顯示，在蘇州工業園發展的早期階段，園區曾專門組建隊伍到上海取經，張江已發展十余年的醫藥產業進入他們的視野。由于新生的蘇州工業園仍然缺少支柱性的項目，借鑒張江的發展經驗，生物醫藥就當仁不讓站上“C位”。

從“拿來主義”起步，蘇州是如何實現“后來居上”的？

在分析蘇州過去10余年發展歷程時，超前布局和持續投入是常常被提及的一個經驗。有本地媒體報道，BioBAY誕生時，由于“招不來大樹”，與張江“正面沖突”又無異于“以卵擊石”，于是選擇另辟蹊徑，“從零開始”，瞄準生物高科技的初創公司或剛起步的公司，明確將園區重點發展行業范圍鎖定在藥物開發、醫療器械和生物技術三個方向。

在當時，做出這個決策并不容易。生物醫藥產業、特別是新藥研發行業，是典型的投入高、周期長、風險大的行業，產出回報的時間動輒以十年為單位。時任蘇州工業園區黨工委副書記楊建中在后來的采訪中回憶，“當時的工委書記整天追問我，這些企業什么時候爆發”，而他則總以“十年”作答。

面對一個不知何時會來的行業“井噴期”，蘇州做足了等待的準備。

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資金的持續支持。2007年，蘇州創業投資集團改組成立，就是如今的蘇州元禾控股有限公司。根據當時的安排，只要人才項目能通過嚴密的專家評審，成為園區的領軍項目，集團就馬上跟進投資，做合伙人。數據顯示，元禾控股對創業企業投資比例最高達70%，支持力度可見一斑。

另一個側面是，在元禾控股成立的20年里，有16年經營現金流都是負數。

事實表明，蘇州等到了屬于它的“第十年”。2015年開始，國家層面一系列有利于創新藥的政策不斷出爐，提前布局的蘇州加速接過資本和市場的“橄欖枝”。到2020年，蘇州生物醫藥產業的營收、工業產值兩項指標連續3年保持20%以上增速。

“回頭”的上海

如果說蘇州醫藥產業是在“等待”后最終迎來收獲，那么早早發力的上海正不得不經歷新一輪調整期。

規上工業總產值被蘇州超越，并不能概括上海生物醫藥產業的全貌。將數據維度進一步擴大至產業規模，上海對蘇州仍然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數據顯示，2021年，上海生物醫藥產業規模達到7617億元，在2020年首次突破6000億元后再上一個千億臺階。

與此相比，根據《蘇州市生物醫藥產業創新集群建設實施方案》，蘇州為2023年定下的目標是，生物醫藥產業規模突破3300億元。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蘇州生物醫藥產業是在上海“大樹”下不斷成長的一株“碧螺春”，蘇州選擇的板塊，一定程度上也是融入上海整體版圖的一塊“拼圖”。有分析人士發現，蘇州選擇“新藥生產”，恰好適配上海新藥研發產業；而蘇州聚焦創業企業，也與上海“溢出”效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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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上海，作為中國最早發力生物醫藥的產業園區，張江“開局”即是外資大項目先后的入駐——第一家落戶的羅氏制藥作為龍頭帶動，奈科明、美敦力、史克必成等企業不斷前來。到2007年，Biobay剛開始起步，張江已進入調整發展策略的階段，將招商引資思路從求“量”變為求“質”，提高準入門檻，將重點轉向培育核心企業。

這一“轉向”，恰好為蘇州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留下一線生機。

目前來看，在抓住“大企業”上，上?？梢哉f是成功的。有統計顯示，從生物醫藥上市公司企業數量來看，張江共31家，蘇州工業園則為12家，兩地生物醫藥上市企業2021年總營收分別為2519.08億元和92.33億元。相較之下，張江優勢明顯。

但“抓大放小”“重研發輕制造”的發展思路，也逐漸顯現出一些問題。上海社科院研究員、應用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湯蘊懿等人發現，上海正在逐漸失去對生物醫藥產業鏈的掌控力，一個原因正是上海產業升級階段偏好總部經濟、研發中心，加上規模化生產中土地、人力等成本不斷攀升，導致本地創新成果往往在江蘇、浙江等地轉化，技術過早轉移。

而創業企業“墻內開花墻外香”，還可能從根本上削弱上海創新能力。有分析指出，雖然大公司在成果轉化和商業化方面優勢明顯，但發揮其創新活力少不了一個完整的生態之城。其中，既包括創新效率和執行力更強的創業企業，也包括制造企業、醫療機構等產業鏈下游環節。

2019年起，上海再次調整生物醫藥發展策略，“挽回”出走的制造業。張江先邁出第一步，集約產業用地、新增產業基地，而后，上海提出“張江研發+上海制造”，到2025年共計推出可用空間近2.6萬畝，以滿足不同成長階段企業空間需求。

深圳“再出發”

上海再次“轉向”，也釋放出一種信號。

如湯蘊懿等人提及，自疫情發生以來，越來越多人認識到，生物醫藥產業具有典型的強抗周期特點，在抗擊疫情的推動下，由生物技術引發的新一輪產業變革勢必會提前到來，國家間、城市間的競爭將加劇。

已有生物醫藥制造企業向上海“回流”。據上海本地媒體報道，誕生自上海的君實生物，曾將產業化布局置于蘇州，幾年后，公司業務進一步擴張，又回到上海，在臨港建立大規模生產基地。而據業內人士觀察，代表高端制造的生物制藥合同開發生產（CDMO）行業已開始在上海多點分布，進一步完成“上海研發+上海制造”的閉環。

而蘇州同樣不甘示弱。新發布的“生物醫藥十二條”，每一條均對準創業企業發展的各類難題，特別是加碼金融扶持力度，無疑將鞏固和擴大其在生物醫藥創新領域競爭力。

一個原因是城市間的競爭壓力，一方面，“標兵”仍“遙遙領先”——數據顯示，北京醫藥健康產業累計完成工業產值4153.9億元，高于滬蘇兩市總和；另一方面，以深圳為代表的“追兵”同樣“來勢洶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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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滬蘇不同，深圳對生物醫藥產業已屬再次“進軍”。深圳本地研究者金心異曾梳理歷史指出，盡管深圳早在上世紀末就注意到生物醫藥產業的重要性、并早早作出相關規劃，但過去十余年中，生物醫藥產業一直“起起伏伏”，并沒有像電子信息產業那樣“扶搖直上”。

究其原因，深圳面臨著與上海類似的難題，即綜合成本高、工業用地不足等，又無法像蘇州那樣找到細分領域大手筆“輸血”，導致深圳最終更倚重于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

這也意味著，盡管同屬于工業大市，深圳生物醫藥產業相較滬蘇發展，更為不足。從幾張榜單的排名中略見一二：

根據中國生物技術發展中心發布的《2021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園區競爭力評價及分析報告》，蘇州、北京和上海的園區分居前三位，深圳僅排名第九，低于成都、武漢的內陸城市；而根據賽迪顧問發布的《2022生物醫藥產業園區百強榜》，上海則高于蘇州，兩園區分居第二、第四位，深圳仍然僅居于第七。

此次“再出發”，深圳能否實現彎道超車？

坊間一種觀點認為，深圳要與長三角有所錯位，選擇“換賽道”實現趕超，而結合IT優勢，推動IT+BT融合發展不失為一種思路。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劉陳立曾舉過一個例子，一家生物設備企業需要用到自動機械臂，周邊詢價需要165萬元，而深圳公司報價只要5萬元，就使其選擇遷到了深圳。

而盡管生物醫藥產業對時間投入要求很高，但也不乏“后發優勢”存在。

參照上海、蘇州的發展，創新和產業的有效協同仍是最重要的環節。參照其發展經驗，深圳可以避免再走彎路、找到破題之鑰，新設立深圳醫科院無疑是一個有效抓手——根據深圳市衛健委相關負責人指出，新的醫科院建設思路將是稱為一個樞紐型科研機構，將政府政策、公眾健康需求、科學家研究興趣和產業需求銜接起來。

眼下，風已經在坪山刮起來了。這一場關于下一個生物醫藥高地的“攻防戰”，號角正在吹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