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院士梅宏：加快推進各行業數字化轉型，提高傳統產業綠色發展水平

（編者按：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同時也指出，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在美麗中國、雙碳戰略背景下，綠色發展已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助推器，也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涵。而在很大程度上，綠色發展就是要踐行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ESG理念的本質就是可持續發展，它為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指導框架，并在全球范圍形成共識。中國政府和企業也越來越重視ESG。

2023年，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需要尋找中國經濟的新動能。中國經濟如何踐行ESG理念，實現可持續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面臨哪些挑戰和機遇？有哪些方向和路徑？每日經濟新聞特此推出“動能2023：ESG推動高質量發展——院士系列高端訪談”。本期專訪中國計算機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梅宏。）

每經記者 黃宗彥 每經編輯 劉林鵬 梁 梟

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也逐漸步入數字經濟時代。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12月2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即“數據二十條”）發布，可以視作中央在實踐層面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指明方向。

在數字經濟時代，如何更好地踐行ESG理念，這是一個新的時代命題。一方面，踐行ESG理念，需要數字經濟助力；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本身，也需要踐行ESG理念。那么，對于ESG實踐，數字經濟到底有什么內涵與價值？應該如何理解這一新經濟形態在推進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過程中所扮演角色？

中國計算機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梅宏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采訪時表示，數字經濟的本質是新一代信息技術帶來的一場社會經濟“革命”，其途徑是加快推進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培育數據要素市場。

同時，在梅宏看來，制造、能源、交通等傳統工業領域的數字化轉型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主戰場，數字化轉型能夠大幅提升這些傳統行業的綠色發展水平；數字經濟能在增強資源環境的可持續性，以及使資源環境可持續轉化為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談信息技術：降低信息技術自身在應用過程中能耗

NBD：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請問梅院士，在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怎么看綠色發展的重要意義和內涵？對科技創新，特別是信息技術發展，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和挑戰？

梅宏：綠色發展是以效率、和諧、持續為目標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方式。當前，綠色發展，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低碳循環，已經成為許多國家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原則。并且，發展綠色產業也是許多國家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舉措。我想，這涉及人類的長久未來，其重要意義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

當然，推動綠色發展，離不開科技創新，涉及清潔能源、節能減排、低碳技術、循環經濟等一系列綠色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我的理解是，其中信息技術將發揮不可或缺的賦值賦能作用，可以打通產品生產、商品流通、生活消費、廢物利用等全過程，并有效提高資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益。提質增效，就是對綠色發展的基本貢獻。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信息技術本身也具“雙刃劍”作用：一方面，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傳統制造業、能源產業等深度融合，加速了其生產方式向低碳化、智能化發展。比如，大數據技術及工業互聯網手段推動產業升級、節能減排已成為業內的普遍共識；另一方面，隨著大規模數據中心的建立與運維、深度學習大模型的發展與運行等，各類服務器的耗能也非常驚人。例如，哥本哈根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目前最大的深度學習模型之一GPT-3單次訓練產生的能耗相當于126個丹麥家庭一年的能源消耗，并會產生與汽車駕駛70萬公里相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因此，我們需要利用信息技術支撐產業升級、節能減排，低碳轉型；同時，還需要加大對基礎理論和關鍵技術的研究開發，降低信息技術自身在應用過程中的能耗。

談數字經濟：傳統工業領域數字化轉型成主戰場

NBD：在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數字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應運而生，其重要性被國家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請問在雙碳戰略和美麗中國背景下，數字經濟對中國經濟綠色發展具有什么意義和價值？

梅宏：數字經濟新形態源于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尤其是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其本質特征在于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網絡作為載體平臺、信息技術應用的核心驅動力。過去幾十年，我們已經看到了互聯網應用對人類社會經濟的巨大變革。當前，這種變革的廣度、深度和速度等方面還在不斷加強。

經濟的綠色發展，我認為可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是經濟活動需遵循自然規律，增強資源環境的可持續性；二是如何使資源環境可持續轉化為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發展數字經濟，對兩方面均可產生重要加持作用。

比如，互聯網平臺極大地突破了人類溝通和協作的時空約束，推動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新經濟模式快速發展。此外，電子商務依托互聯網，將遍布全球各個角落的消費者、供貨方連接在一起，并聚合物流、支付、信用管理等配套服務，大幅減少了中間環節和物理過程，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

當前，互聯網革命進入下半場，制造、能源、交通等傳統工業領域的數字化轉型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主戰場，通過信息技術的深度應用，對自身進行全方位、全流程、全鏈條的顛覆性改造，達到降低企業生產能耗、提高勞動生產率、提升產品質量等目的。我相信，數字化轉型一定能夠大幅提升這些傳統行業的綠色發展水平。

談數字轉型：是顛覆傳統行業的一次“范型變遷”

NBD：談及數字經濟，至今為止還沒有統一和完整的定義。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等領域都包含在數字經濟的范疇中。請問在您看來，數字經濟的本質與核心內涵是什么？

梅宏：盡管對數字經濟的定義還沒有完全達成共識，且存在不少認識誤區，但基本共識是差不多了。在2016年G20杭州峰會上，全球第一個由多國領導人共同簽署的數字經濟文件——《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給出了共識度較高的定義，即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國務院發布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將數字經濟定義為“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我國比較通俗的說法是，數字經濟包括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大部分，其中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等IT產業，均歸為數字產業化部分。

就數字經濟的內涵，我是完全認同上述兩個定義的。如果進一步考察其外延，我以為，經濟發展離不開社會發展。因為社會的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土壤，數字政府、數字社會、數字治理體系建設等構成了數字經濟發展的環境。同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傳統物理基礎設施的數字化奠定了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平臺。

數字經濟的本質是新一代信息技術帶來的一場社會經濟“革命”，其途徑是加快推進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數字化轉型是對傳統行業的顛覆，這是一次“范型變遷”，即在基本觀念和實踐方法上的根本改變。

談大數據時代：從“計算為中心”向“數據為中心”轉型

NBD：有觀點認為，數字經濟的核心是數據。您認為應如何實現數據高質量、高精準獲取并高效利用？

梅宏：數據是數字經濟的關鍵生產要素已成為共識。隨著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們進入大數據時代，開啟了信息化進程的新階段，即以數據的深度挖掘和融合應用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階段，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三波信息化浪潮。大數據為人類提供了全新的思維方式和探知客觀規律、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新手段，這也是其引發經濟社會變革最根本的原因。

促進數據高質量、高精準獲取并高效利用，最關鍵的是要解決一系列技術挑戰。回顧過去十年，大數據管理與處理技術、大數據分析方法和大數據治理技術均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究其實質而言，還都是在現有通用計算技術體系上，面向大數據應用需求，通過軟件技術進行調整和優化。

現在看來，這種技術發展模式是難以滿足快速發展的大數據規模及其應用需求的。當前一個重要的趨勢是對計算技術體系進行重構，從“計算為中心”向“數據為中心”轉型，同時，新的基礎理論和方法技術的研究也是重點。此外，大數據治理體系的構建也是迫切需求。

談數字治理：數據治理在資源和技術層面構建基礎

NBD：ESG能力的核心內涵之一，是政府和公司的治理能力。數字經濟包括基礎設施建設、數據資源獲取和利用、不斷迭代升級的數字技術，在政府機構、各大城市、各個企業中廣泛應用。在您看來，怎么利用數字化推動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司治理水平？有哪些關鍵著力點和發力點？

梅宏：大到國家、中到行業、小到企業機構，治理架構的構建都是非常關鍵的。應該說，現行的各類治理架構和體系都還屬于工業社會的產物。信息化工作已經開展了數十年，但過去都是在既有工作流程的若干環節使用信息技術提質增效，并不影響原有治理架構?，F在，信息化范型正在發生變遷，信息技術正從助力其他行業提質增效的“工具、助手”角色，轉向“主導、引領”角色，對生產模式、組織方式和產業形態產生顛覆性影響。也就是說，治理架構面臨相應的改變，個人認為這是本輪數字化轉型的一個關鍵點。

因此，雖然在保持既有架構不變的情況下，通過信息技術來提升推動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司治理水平一定可以收到成效，過去我們也是這么做的，但是，在當今時代，僅僅這么做就遠不夠了，我們需要完成一次轉型和重構。我曾在多個場合表達過一個觀點：數字化不等于數字化轉型。要真正完成數字化轉型，首先需要解放思想，轉換理念，努力適應“信息化引領”的時代趨勢。就這個意義而言，通過數字化轉型實現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本質上就是構建一個數字治理架構和體系的過程。

在我看來，數字治理是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以數字化的世界為對象，以構建融合信息技術與多元主體參與的開放多元的新型治理模式、機制與規則為目的，涵蓋國家、社會、機構、個體，以及數字技術、數據治理的系統化復雜工程。就目前而言，具體呈現為兩個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治理的數字化。即利用平臺、工具等對組織以及組織內資源、數據、技術、流程等相關治理領域提供數字化技術支撐。另一方面是數字化的治理。以數字化轉型為背景，采取有效戰略和管理措施保證數字化轉型的實施效果和價值最大化。數字治理將涉及兩個方面有機地融合為一體，數據治理則構成數字治理在資源和技術層面的基礎。

當下，全球各主要國家已將數字治理提上日程，從制度法規、標準規范以及技術探索等方面構建數字治理體系。我國也在大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如“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構建數字規則體系，營造開放、健康、安全的數字生態”；2022年6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部署數字政府建設，指出要“構建協同高效的政府數字化履職能力體系”等。企業也認識到數字治理的重要性，當前關注的重點主要是企業的數據治理。

談產業數字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前沿端口

NBD：關于數字經濟，目前比較成熟、大眾認知度最高的形式還是平臺經濟。您認為未來數字經濟還將在哪些行業領域出現爆發式增長？現階段影響數字經濟拓寬行業領域的問題和挑戰是什么？

梅宏：“數字經濟”一詞自提出到現在，已近30年。實際上，“數字經濟”在早期主要用于描述互聯網對商業行為所帶來的影響，特指以電子商務和電子交易為代表的經濟活動。平臺經濟無疑是一種重要的數字經濟，也是目前最為成功的數字經濟。

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互聯網開始大規模推動商用進程以來，互聯網已深度滲透到經濟社會方方面面，深刻地沖擊和改變了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特別是在面向終端用戶的消費互聯網領域取得巨大成功?，F在互聯網革命開始進入下半場，其重點在于促進供給側的深刻變革，互聯網應用將面向各行業，特別是制造業，以優化資源配置、提質增效為目標，構建以工業物聯為基礎和工業大數據為要素的工業互聯網，夯實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基石。產業數字化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引擎，也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前沿端口，是數字生產力與經濟發展新動能的重要來源，將會呈現爆發式增長。

現階段，數字經濟發展仍面臨諸多挑戰，我認為主要有如下方面：一是數字化轉型面臨“范型變遷”，需要思想解放、理念轉換先行。數字化轉型勢必會面臨在觀念、制度、管理、技術、人才等方面的系列挑戰。尤其以觀念轉變最為核心和關鍵；二是對數據要素的本質認識不足、對數據要素化的實現路徑尚不清晰，數據要素市場培育面臨諸多挑戰；三是現行國際治理體系面臨數字化轉型、數據要素市場化帶來的巨大挑戰，數據治理成為數字治理的首要解決難題；四是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動能與基礎設施，信息技術的發展也面臨著諸多挑戰，現有信息技術體系面臨重構需求。

談參與者生態：大數據應用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NBD：平臺經濟整個過程參與者眾多，無形中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參與者生態系統?？梢哉f，數字經濟既能產生大量經濟效益，也將伴生社會效益，比如促進環保、社會責任的公共參與。這是踐行ESG的重要方面。您認為，在這方面，大數據技術能夠發揮什么作用？還有哪些可以突破的地方？

梅宏：平臺的基本作用是連接、流通和匯聚數據，這也是大數據現象出現的重要驅動力之一。實際上，平臺經濟成功的主要因素就是大數據的應用。當然，由于理論和技術的局限，當前大數據應用整體還處于初級階段，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大數據熱潮開始至今已有10年，大數據相關技術、產品、應用和標準快速發展，逐漸形成了覆蓋數據基礎設施、數據分析、數據應用、數據資源與API、開源平臺與工具等板塊的大數據產業格局。大數據產業發展熱點基本保持兩年一變，歷經從基礎技術和基礎設施、分析方法與技術、行業領域應用、大數據治理、到數據生態體系的多次變遷。

目前，大數據理論、方法與技術仍處于發展的早期階段，需要進一步在大數據基礎理論與基礎器件、大數據獲取、大數據管理，以及大數據處理技術、大數據分析、可視化與交互技術，大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技術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同時，積極探討從“計算為中心”向“數據為中心”的技術體系重構。

談數字責任：構建數字治理體系是解決伴生問題途徑

NBD：在數字經濟中，相關產業和企業本身也需要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比如雙碳戰略、鄉村振興，以及用戶和公眾的個人信息保護。您怎么看數字經濟在這方面的社會責任？還存在什么問題？如何應對？

梅宏：作為一種新興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正處于成型展開期，對其的認識和理解仍需不斷深入，在實踐中逐步凝練形成共識，并不斷解決出現的新問題。

當前，由于數字治理體系尚不健全，在數字經濟發展中出現或存在不少問題。比如，數字平臺的快速發展形成了“一家獨大”“贏者通吃”的市場格局，帶來了市場壟斷、稅收侵蝕、數據虹吸等問題，難以沿用傳統反壟斷規則對其進行監管，因而針對互聯網公司壟斷的監管能力亟須加強；與此同時，各類新興數字技術發展迅猛，各類威脅從虛擬網絡空間向現實物理世界蔓延擴散，經濟社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風險與安全挑戰，所以針對新興技術的管控能力也亟須提升；其他諸如網絡輿情的管理失控、金融數字業務的無序擴張、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問題、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導致的倫理問題等，也均已成為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因此，適應于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的數字治理體系的構建是應對、解決這些問題的基本途徑。不過，體系的構建是一個較長周期不斷完善的過程，我們也需要保持適當的耐心和定力。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新技術、新事物的出現都可能是“雙刃劍”，在給我們帶來便利、發展的同時，也會伴生不少負面影響。我們需要通過實踐試錯，在發展中不斷解決問題。同時，我們也需要呼吁數字經濟相關的所有市場主體，牢記必要的社會責任和科技向善的理念，方能走得更穩更遠。

NBD：對于數字經濟的發展，您還有什么建議？

梅宏：在今年出版的《求是》第二期，我有一篇題為“大數據與數字經濟”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我對數字經濟發展的若干思考，總結起來可歸為五個方面：一是加快數據要素市場培育，激活數據要素潛能；二是推進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三是完善數字治理體系；四是構建“開放創新”“互惠互利”的全球合作伙伴關系；五是開展大數據核心關鍵技術的研發與應用。

非常高興地看到，今年12月2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發布，開啟了數據基礎制度建設的頂層設計。我期待并相信，我國數字經濟繁榮發展的階段正在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