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標北京上海合肥南京，成都在下一盤什么棋？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淡忠奎    每經編輯 楊歡

上世紀60年代，一輪芯片戰爭同時在全球多個國家打響。勝出者硅谷一炮而紅，后繼者紛紛喊出打造第二個硅谷，但始終沒有取而代之。

如今，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醞釀。這一次，競逐者規模更大，亦不乏中國城市身影。

今天（7月3日），成都再次出招，將目光鎖定至科創資源和產業發展之間的聯系上。在當天召開的中共成都市委十四屆三次全會上，成都高調喊出“堅持科技創新引領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并多次提到北京、上海、合肥、南京四座科創城市，意在設法將富集的科創資源優勢轉換為技術創新優勢，以高水平科技創新賦能產業高質量發展。

為什么是成都？

去年，成都經濟總量邁過2萬億，今年一季度更是進一步反超蘇州，以5.3%的增速在GDP前十城市中排名第二。細看成都經濟的成色，科技資源集聚、產業門類齊全，完全有條件“主動作為”“順勢而為”，進一步放大科技創新優勢，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構建。

這也是自去年提出制造業“二次創業”之后，成都對產業經濟發出的又一次沖鋒。就在不久前，四川已將深入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作為新一輪發展重點，以培育新動能、塑造新優勢，搶占未來發展主動權。

作為首位城市的成都，既是扛起重任，更是為支撐城市長遠發展培育打造新的動能。

機遇

近年來，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加速創新，新能源、生物基因技術和人工智能更是被稱作新一輪產業革命的動力源。

這既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組、價值鏈重構的重大機遇，也是各國以及區域之間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重要窗口期。國內城市亦紛紛入局，早早在未來產業領域展開角逐。

2023中關村論壇的前沿信息科技展區 圖片來源：新華社

論人工智能，北京要做“領軍城市”，上海要建設“上海高地”，深圳要建設“先鋒城市”，合肥要“挺進全國第一方陣”；論數字經濟，北京、上海都要打造全球數字經濟高地，杭州想成為數字經濟“頭雁”城市；論生物醫藥，則上海、深圳、蘇州“激戰正酣”……

這些新興賽道上，越來越多的新興城市也開始嶄露頭角。以人工智能領域為例，城市進化論聯合啟信寶推出的《中國人工智能產業圖鑒》顯示，截至2022年，北京、上海、深圳企業數量和融資規模都領跑全國，而成都、杭州、南京等城市企業數量也已經躋身十強。

“后進者”如何實現“彎道超車”？一個關鍵是，找到科技向產業轉化的鑰匙。

佼佼者如合肥，圍繞中科大、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本土高校院所，建立大科學裝置“沿途下蛋”機制，打造“實驗室+中試基地+產業車間”轉化生態，推動量子通信、語音智能處理等大批科技成果就地轉化和產業化，帶動全市GDP連續七年每年跨越一個千億臺階、達1.2萬億元，成為合肥創新發展的最大動力源泉。

眼下，機遇來到成都手上。

對于經濟總量突破2萬億，成都正顯現出以科技城新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潛力。

比如，電子科技大學鄧龍江院士領銜創辦的成都佳馳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依托產學研用一體化優勢成為國內主要的電磁功能材料與結構提供商，并于近日成功在上交所過會，登陸科創板。

但問題是，成都要如何創造更多的“佳馳電子”？

環顧四周，上海、深圳、南京、合肥等地紛紛把科技創新作為頭號工程，突出產業關鍵支撐，“搶灘布局新賽道”。成都先后赴合肥、上海、南京等地學習經驗做法，并結合成都自身實際，進一步將科技創新與產業融合作為發力重點，以高規格加以部署，意在破解科技成果轉化的“痛點”。

成都發改委主任王鋒君提到，成都此舉，更重要是以創新提升產業發展能級，落腳點在于產業。也因此，成都特別問計于“企”，20次深入在蓉企業、高校、院所“解剖麻雀”，探路市場化考評評價、政府性支持方式的新模式，從而進一步提升創新成果對產業發展的貢獻率。

這也是對標先進、追趕超越的開始。

優勢

成都底氣何在？

富集的科創資源是形成技術優勢的基礎。從這一維度而言，雖然北京、上海高校資源處于第一梯隊，但成都相比深圳、合肥和蘇州等地卻并不遜色。作為國家科技重鎮，成都擁有全國第四的“雙一流”高校數量（7所）和超過30家國家級科研機構，不論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都實力強悍。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眼下，成都正迎來新一輪創新載體建設。西部（成都）科學城、成渝綜合性科學中心等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布局，使得成都成為服務戰略大后方建設的創新策源地；以西部（成都）科學城為“一核”，成都還構建了一個“1+4+N”的創新空間布局，在成都地圖上，形成了一個以“Z”字形為主、周邊星羅棋布的格局。

面對不斷成群的載體，成都“緊迫感”十足，期望迅速、有效發揮其有效價值。但整體而言，相比深圳、蘇州等東部城市，成都的科技成果對產業的支撐作用還有提升空間。

比如，成都高新區黨工委副書記盧鐵城就列出一組數據，“成都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轉化大概30%在本地，70%都在外地”，而在高新產業集聚的成都高新區，本地僅10%，“還是很不夠”。

在成都市僑聯主席龐文中看來，深圳模式就是以企業為創新主體，它的產業基礎十分雄厚，出臺了大量政策鼓勵企業去創新，“從產業強市變成了創新創業的城市”。與之相比，北京等傳統高教強市是人才引領，“創業的人多、資金也多”。把產業做強，把企業作為創新的主體，要營造一個具有比較優勢的政策體系。

對于成都而言，如何將科教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一種最直接的思路是，為創新鏈和產業鏈搭建可以對接撮合的載體，而在成都扎堆的創新載體，恰好能發揮集聚創新資源、推動技術革新、支撐產業發展的功能。

事實上，根據國內外城市實踐顯示，當前創新資源要素加速向重大創新平臺匯聚，建好一個平臺，就可以吸引一批人才、落地一批項目、催生一批成果，并實現產業發展和城市提能的“溢出”效應。

從數量上看，成都擁有各類國家級創新平臺145個，在高校院所的優勢下，共建的新型研發機構達22個，此外，還有高質量創新平臺80個、產學研聯合實驗室168個等等，各類創新平臺可謂眾多。

策略

這些創新載體為什么沒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科技轉化的作用？

如王鋒君所說，由于成都大部分產業、技術和制造業創新中心仍處于落地和建設階段，對產業的帶動還相對較弱。而一個破局的關鍵點在于，如何吸引市場要素參與進來，共享科技創新紅利。

市場是否不具備足夠的積極性？

在成都，此種說法似乎并不合乎現實。事實上，在過去幾年間，成都曾掀起一波研發中心的落戶熱潮，這些企業中既有國外的500強，又有國內的互聯網大廠。他們提升了成都企業的研發能級，也帶動了一系列配套產業的相繼入駐。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高水平的市場活躍度，也是成都承載科創資源的后備軍。數據顯示，市場主體總量位居全國第二位，僅次于深圳，培育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202家、獨角獸企業10家。

可以說，成都缺的不是各類創新主體，而是這些創新主體的聯動集成融合發展，而背后又是一整套體制機制的建設，這包括產業基金的資金支持，包括生產性服務業發揮中介功能，不一而足。

眼下，成都正準備拿出更為系統性的方案打破堵點。比如，成都提出，將謀劃組建市委科創委，強化跨領域跨行業協同聯動，從制度層面解決科技、產業兩張皮問題。據成都科技局局長丁小斌指出，成都期望將各方面的力量組織起來，形成統籌，構建出一種“大科創”的格局。

此外，另一個被反復提及的關鍵詞是“中試”。

研究表明，新科技成果經過中試后產業化成功率可提升50%，但由于中試平臺建設一次性投入大、回報周期長，往往是科技成果轉化的真空地帶，成為制約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短板。

據王鋒君指出，目前在全國的科技體制改革中，存在一個明顯的短板，即缺少中試。成都提早布局中試中心，對于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爭取更多原創性成果在成都布局將有重大意義。

眼下，已有企業先行一步，國內首創最大單體電解水制氫設備就是在成都研發并完成中試，文瀾智谷等重大中試項目也正在加速建設。

在此基礎上，成都也進一步提出，將重點布局建設一批概念驗證、中試熟化、小批量試生產等中試平臺，鼓勵科研機構與政府、企業等共建行業中試機構，加快科技成果應用場景建設。

數年前，被譽為科技領域“小崗村試驗”的西南交通大學“職務科技成果權屬混合所有制改革”，經驗如今已經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這一次，成都能否再度實現引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