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幸福經濟學”的角度解構成都

每經記者 余洋    每經編輯 劉艷美

何謂幸福？這是一個哈姆雷特式的問題，一千個人有一千種回答。

古往今來的經濟學家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去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共同建構出一種“幸福經濟學”——它聚焦以人的幸福和社會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是關注“人”的經濟學。那么，幸福經濟學和城市經濟發展的關聯性體現在哪些方面？經濟發展又為城市人民的幸福反哺了什么？

最近，以6.7%的經濟增速在今年前三季度領跑全國GDP十強城市的成都，連續第十五年獲評“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解構成都的“幸福之道”，我們會發現，“幸福”已然成為推動城市經濟發展、優化城市規劃布局的重要理念。而隨著幸福不斷滲透進城市肌理，“幸福經濟學”在成都的獨有體現也由此誕生。

成都天府熊貓塔 圖片來源：新華社（廖鐵軍 攝）

“根莖經濟”模式

在《功利主義》一書中，英國哲學家約翰·密爾曾提出一種分層次、多元主義的幸福觀。在他看來，幸福來源多種多樣，它們體現在大量幸福人類生活之中，并與多元的個人天性相輔相成。

幸福理念如何推進城市經濟發展？“多元結構”無疑是關鍵詞之一。

剝開成都幸福城市“外衣”，城市多個層次的組織發展方式，均透露出“多元”特質。一個典型例子是，成都依靠TOD模式優化城市發展架構，打破城市單中心蔓延模式，特別是構筑“一核多圈”區域格局，滿足更多市民對商務辦公、居住生活和休閑娛樂的多維需求。

就在不久前，成都軌道交通19號線二期開通初期運營，不僅連接起雙流國際機場和天府國際機場兩個門戶樞紐的交通要道，大大提升了當地人出行的便捷度，而且，沿線的怡心湖、天府總部商務區等區域被依次“點亮”，在地鐵帶動下成為城市經濟新的發展點，推動城市加速走向“多中心”發展格局。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符合法國哲學家德勒茲“根莖結構”理論的發展模式。研究者認為，此類城市以“去中心化”為重點，不同片區相互獨立，擁有自我生長空間。由此，城市能容納更多元的幸福追求，宛如一棵大樹，為每個枝椏提供開花結果的可能。

而如果說交通是大樹輸送養分的“根莖”，是城市發展的動力和鏈接，那么，沿“莖”布局的配套公共服務設施，融合了交通出行、商業服務和公共空間，拉近了人們生活和工作之間的距離。

成都同樣以此種方式推動幸福“開枝散葉”。作為全國首批15分鐘便民生活圈試點城市，成都圍繞軌交站點營造遍布全市的社區生活服務場景。以陸肖地鐵站TOD項目區為例，從生活照料、醫療護理到精神慰藉、文化娛樂，15分鐘從一個時間的概念變成居民的幸福生活新場景，讓人民享受到切實的實惠與便利，生活需求都可以在TOD功能區內得到滿足。

成都金融城 圖片來源：新華社（王琦 攝）

破譯“幸福公式”

但這還不是“幸福經濟學”的全部。對于城市而言，幸福不僅要推動城市發展，更要成為城市發展紅利落腳到每個人身上的真實感受。

城市發展如何轉化成個體幸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提出的“幸福公式”可以作為一種可量化的標準和尺度。根據其提出的“幸福=效用/欲望”，幸福最大化既與“效用”代表的個人財富相關，又與“欲望”代表的個人需求相關。

在成都，個人幸福的增長源自效用和欲望共同增長。

作為消費大市，成都人一直以“敢于消費”著稱。2022年，成都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從2012年的19053元增長到32171元，城鎮居民消費與收入實現同步增長。而消費增長的底氣，則源于個人財富的快速增長，2022年，成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47948元領先西部省會城市，與2012年相比實現翻番。

而若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計算居民收入“耐花度”，2022年成都該指標為1.71，在GDP萬億城市中居于第五、西部GDP萬億城市首位。

為何在成都，經濟增長和個體生活不僅共同存在，并且相得益彰？

在不久前舉辦的2023第二屆三聯人文城市獎頒獎盛典中，成都猛追灣城市更新項目被授予“組委會特別獎”。頒獎詞提到，猛追灣“特別重視兼容多重城市價值觀、混融多樣生活場景、為社會提供差異生態位的‘復調城市設計’”。在這里，既有引領時尚潮流、蜚聲國際的打卡勝地，又有煙火氣十足、唾手可得的平價幸福，人與城市由此發生深刻關聯。

在成都，生活與工作共存不僅來自整座城市的生活態度，也是被設計、創造的產物。就在距離猛追灣不遠的成都太古里，更是傳統與新潮、工作與生活多重要素疊加的代表，這也得益于項目誕生之初，“將城市空間的公共性、先鋒性和包容性加以延伸”的設計理念。

通過將漫步其中的體驗和成都的城市精神相鏈接，太古里總結出“快耍慢活”一詞，恰是成都幸福經濟學的巧妙概括。

成都天府大道，市民參加馬拉松比賽 圖片來源：新華社（王曦 攝）

回歸“國民幸?？傊?rdquo;

從玻爾茲曼的“熵增定律”來看，當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時，意味著無限的成本維護，以及為了扭轉熵而對可用能源的無限需求。而關于幸福經濟學的理論——“伊斯特林悖論”也提出了類似觀點，即經濟增長不一定導致快樂增加，收入增長不一定能帶來幸福增長。

換句話說，經濟的發展、GDP的增長固然充實了人民兜中的“錢袋子”，但伴隨的“幸福水車”效應同樣也不容忽視。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城市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發布的《人民幸福指數研究報告》中提到，2006年以后，國民幸福指數總分增速小于GDP增速，側面反映經濟水平將不再是決定人民幸福的最關鍵要素。

隨著國民幸福問題成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參考，成都的“幸福經濟學”還有一重更深刻的內涵：在GDP之外，找到一套更能有效反映當下社會發展的指標體系。

中國科學院院士程國棟曾提到一個“國民幸?？傊?rdquo;的概念，可以用于定義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城市居民享受生活的程度。而比起個人幸福是個人對生活的評價，它更是一種個人幸福的“加總”。

在成都，這種總體的幸福在數字上已然可見一斑。2020年，成都“十大民生實事”投入167.3億元，全市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重達65%；到2022年，投入資金217.6億元，全市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重達68%。民生支出占比逐年提高。

此外，作為首批國家低碳城市試點，成都打造了一個“撥霾”且“增綠”的公園城市。2022年，成都PM2.5年均濃度下降約30%，遙望雪山約70天。在降污上，累計建成市政排水管網2.24萬公里，生活污水日均處理規模達522萬噸，國省控地表水斷面優良水體比例達100%。

在社會心理學家懷特·艾德里安所繪制的“世界快樂地圖”中，偏于一隅的小國不丹卻位居參與調查的178個國家之首。不丹已將“國民幸?？傊?rdquo;奉為圭臬，值得關注的是，成都能否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質的“國民幸?？傊?rdquo;衡量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