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杰莊：建議促進普惠金融供給側拓展 降低征信業務成本

我國當前正在全面打造“金融強國”，而進一步加強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毫無疑問將助力“金融強國”目標的實現。

3月初全國開始進入“兩會時間”，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高鋒集團董事局主席吳杰莊，就從完善我國征信服務體系、進一步釋放普惠金融發展潛能等方面提交了相關提案。

吳杰莊告訴記者，今年兩會他帶來的提案主要包括科技、金融和文旅類等類別，其中就包括了完善我國征信服務體系的相關提案。“在數字技術日新月異、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數據要素潛能釋放的當下，征信體系的發展空間更加廣闊，賦能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大有可為’”，他對此解釋道。

“（但）當前，我國僅有一行兩機構（即央行征信中心和百行、樸道兩家機構）來負責個人征信業務，同時征信產品較少，收集信息的來源也不夠全面”，吳杰莊認為，國家可以進一步優化相關方面的制度安排，讓老百姓享受金融服務的成本更低，同時，降低金融機構的業務風險，從而提升實體經濟的效率。

關于征信業務成本，記者查詢發現，目前金融機構征信查詢費用主要是按照《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進一步降低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服務收費標準的通知》（發改價格規〔2019〕1318號）執行。其中，商業銀行等機構查詢企業信用報告基準服務費標準由每份40元降低至20元，查詢個人信用報告基準服務費標準由每份4元降低至2元，實際收費標準根據用戶機構向征信系統提供的數據量和查詢量計算確定。而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消費金融公司、融資租賃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民營銀行、獨立法人直銷銀行等10類金融機構查詢企業和個人信用報告實行優惠收費標準。

在實操中，有業者反映，上述非商業銀行的10類金融機構出現了實際征信成本不能真正享受到減費政策紅利的情況。據悉，由于其主要以服務邊緣城鄉客戶為主，申請客戶量大，部分機構由于未享受商業銀行享有的征信查詢量和信用貢獻度的乘數加乘政策等原因，往往導致單授信通過成本過高甚至高于傳統商業銀行。

而就促進當前普惠金融供給側拓展應用服務，在吳杰莊的提案中也指出“作為現代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基礎設施，征信體系能夠改善信息對稱情況，降低交易成本，鞏固普惠金融的運行基礎，提升服務效率和供給水平。”

對此，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農村商業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等10類金融機構以服務普惠金融群體為主，可以考慮在制度安排上，降低其征信業務成本，運用科技手段進一步提升效率，更好地為普惠金融群體提供服務。”

同時，建議進一步支持農村商業銀行、小額貸款公司、消費金融公司等非商業銀行類金融機構享受同商業銀行一樣的征信查詢量和信用貢獻度加乘政策，推動更多金融機構為普惠金融服務建設貢獻更大力量；提升收費標準適用靈活度，允許適當條件下金融機構自主選擇適用銀行階梯定價政策，進一步降低征信數據使用成本。

吳杰莊也認為，要真正實現普惠金融，征信機構的努力方向應該是“降低借貸成本并鼓勵負責任的借貸”。而實現這一目標，一方面需要加快擴大征信機構服務范圍、豐富征信機構數據來源，另一方面也需要包括征信機構在內的全社會共同努力。

首先，關于前者，吳杰莊提出，可以借鑒中國香港的MCRA（Multiple Credit Reference Agencies，即多家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模式）案例，央行成為數據庫，并允許其他信用評級機構如百行、樸道運營，擴大現在的服務范圍。

值得關注的是，借鑒美國、英國、馬來西亞等的征信機構數量，吳杰莊認為，“我國最大容量是擁有4-5個授權的征信機構”。

就豐富擴大征信機構數據來源，吳杰莊則提出“建立個人和ESG（即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數據局是一個好的方向”。以個人征信業務為例，他認為，包括生活信息、志愿服務信息、環保信息、ESG信息等，最終，通過大數據評估出來的個人信用才更科學、更全面。

但同時，他強調，必須保證相關數據獲得的風險指標或信用報告是可靠和可信的，“例如購物、旅行等其他數據很容易被操縱，只應被視為‘替代數據集’”，吳杰莊舉例道。

其次，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吳杰莊坦言，如果每個人都通過負責任的借貸來降低信用風險，那么征信成本就會下降。

“當然這也依賴于信用評級機構提供更多的信用教育和工具，真正將普惠金融的知識普及到每個人。”吳杰莊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