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院士朱彤：建議修訂環境空氣質量標準 分階段加嚴PM2.5濃度限值

每經記者 周逸斐    每經編輯 陳星    

近年來，藍天保衛戰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過去十年，我國細顆粒物（PM2.5）濃度顯著下降，成為全球空氣質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國家。按照《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的要求，到2035年，全國PM2.5濃度要下降到25微克/立方米以下，實現這個目標還面臨著不小的挑戰。

作為研究大氣化學與環境健康的專家，國務院參事、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科協主席、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朱彤致力于大氣污染來源甄別、成因解析及健康危害評估等系列創新研究，并將基礎前沿研究的突破性成果應用于我國重大環境問題的解決。

他曾帶領團隊提出《第29屆奧運會北京空氣質量保障方案北京周邊省區市措施》，被國務院批準采納，在華北六省市實施，為保障北京奧運會期間空氣質量做出了貢獻。2000年起，他帶領團隊推動在國內開展環境和健康兩大學科領域的交叉研究，揭示大氣污染影響人體健康機制、分析對中國人群風險，并于2024年牽頭推動了“環境健康”正式列為環境科學與工程二級學科，奠定了在該領域的先驅地位。

圍繞大氣污染治理、空氣質量標準等話題，朱彤院士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的專訪。

各國環境空氣質量標準距離WHO新指導值尚有差距

NBD：世界氣象組織發布的最新《空氣質量和氣候公報》顯示，2023年，中國PM2.5觀測結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2021年發布的《全球空氣質量指導值（2021）》（AQG2021），PM2.5年均目標值由10微克/立方米下調到5微克/立方米。我國PM2.5濃度距離新指導標準仍有較大差距，您如何看待？

朱彤：我們需要認識到，WHO更新全球AQG的背景是保護公共健康的需求發生了新變化。近年來，全球在人口老齡化、氣候變化等發展趨勢下，保護人類健康面臨更為艱巨的挑戰。

第一，空氣污染是誘發呼吸和循環系統慢性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經過長年污染治理和相關產業轉移，空氣質量水平達到或接近WHO舊的AQG，然而仍能觀測到低濃度空氣污染暴露的健康危害，因此有必要加嚴標準，進一步保護人群健康。第二，欠發達國家空氣污染情況仍在惡化，相關疾病負擔日趨沉重，尤其是空氣污染通過增加早產、低出生體重兒和兒童下呼吸道感染，增加了當地嬰幼兒的死亡風險，進一步加劇了世界發展的不平等。此前版本AQG并非主要針對嬰幼兒、患有心肺和代謝系統疾病以及與大氣污染暴露相關基礎疾病的易感人群。

大量研究已經揭示，對于空氣污染相對嚴重的國家和地區，依據舊的AQG和過渡階段目標值制定的大氣污染標準對易感人群的健康保護效果有限，更嚴格的空氣質量管理目標將會更好地保護易感人群免受大氣污染暴露的影響。根據WHO的快速分析結果，如果將2016年的PM2.5水平降低到新的AQG水平——5微克/立方米，全球與PM2.5相關的過早死亡人數將減少近80%。

NBD：全球其他國家達到新AQG的PM2.5年均目標進展如何？各國PM2.5濃度現行標準與新AQG指導值差多少？

朱彤：全球尚未有國家能夠全面達到新AQG的目標要求。美國健康效應研究所（HEI）2024年發布的第五版《全球空氣狀況》（SoGA 2024）報告分析了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表明幾乎全球人口（99%）都呼吸著不健康水平的空氣，對健康造成了深遠影響。

大多數國家距離達到WHO 2005 AQG指導值仍有難度，追趕新AQG的步伐則是難上加難。WHO提出的空氣質量目標值在引領全球空氣質量標準提升中發揮著旗幟作用，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在制定本國標準時都參考了AQG或某個過渡階段目標值，根據自己的社會發展水平、污染特征和空氣質量管理能力制定自身的標準值。然而，目前各國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距離新AQG目標值尚有較大差距。以PM2.5年均值為例，僅有澳大利亞、加拿大等空氣質量標準較為嚴格的國家能夠低于原有2005AQG指導值，而中國、印度分別是其3.5倍和4倍，2021 AQG的更新則進一步拉大了這一差距。

空氣質量標準是推動空氣質量改善重要抓手

NBD：如何看待我國目前PM2.5平均濃度與WHO指導值之間的差距？

朱彤：生態環境部表示，“十四五”期間的空氣質量濃度改善目標考慮設置為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濃度要下降10%，也超過了現行標準限值要求的目標強度。去年11月，國務院發布《空氣質量持續改善行動計劃》，明確提出要啟動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以下簡稱“標準”）及相關技術規范修訂研究工作。

如今，我國進入減排深水區，進一步提升空氣質量的技術要求、結構調整難度都在加大，這意味著空氣質量改善的邊際成本和社會總成本都會高于以往，必須尋求審慎研究、精細管理的較低成本的空氣質量改善路徑。我們講這就是“啃硬骨頭”。

在過去十余年，科學家關于空氣污染如何影響人類健康有了更清晰和全面的認識，我國空氣污染與人體健康相關研究為大氣污染治理及標準修訂提供了中國本地化的科學依據，為標準更新提供了重要科學支撐。WHO AQG基于大量、嚴格的科學研究和綜合分析得到的基準值，如何轉化為一個國家有法律效力的空氣質量標準，還需要對社會、經濟、技術等方面做全面的分析，同時也對相關領域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還需要從健康風險與效益角度開展大氣污染與氣候變化的協同治理目標與路徑優化研究。

我認為，要推動空氣-氣候-健康集成研究，為設立符合中國需求的目標與路徑培育土壤。保護公眾健康在我國推動綠色發展、培育新質生產力以及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這也為空氣質量標準的制修訂工作提供了良好前景。

空氣質量標準是推動空氣質量改善的重要抓手，需要有配套完善、科學合理的制度設計，包括行政、經濟等多種手段，以確保能夠實現既定目標。

未來在進行空氣質量標準更新相關研究時，要量化不同標準限值的健康效應，開展標準修訂的經濟分析，積累足夠的科學認知和依據，為標準更新相關政策制定提供重要支持，真正實現對公眾健康的充分保護。

建議2025年前將PM2.5標準加嚴到每立方米25微克

NBD：我國已經進入減排深水區，如何縮小PM2.5平均濃度與WHO指導值之間的差距？

朱彤：在能源結構方面，雖然清潔能源的占比在提升，但整體的能源消耗絕對值仍在上升。以燃煤為主的能源存量并未迅速擴張，但絕對值仍在增長。

如果到2030年不降低燃煤電廠的占比，那么燃煤排放的空氣污染物水平很可能會繼續保持不變。2030年之后，我們可能需要開始逐步壓縮燃煤消費量。

當然，治理PM2.5污染還有其他許多可行選項。比如新能源汽車比重持續提升，這會對改善空氣質量起到積極作用。

NBD：如果我國調整PM2.5濃度標準，您認為下一階段新的標準應該設定在什么水平？

朱彤：空氣質量標準的制修訂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盡管存在差異，但遵循一套基本的流程，即需要通過科學評估來分析政策選擇、提出基準或限制值、并輔之以公眾審查和決策，其中大氣環境基準和成本效益分析是空氣質量標準修訂的重要支撐。

今年1月，我們北京大學環境健康團隊，聯合復旦大學、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能源基金會等多家單位，通過空氣-氣候-健康集成研究計劃與交流平臺（ARCH），共同發布了《修訂空氣質量標準?保護人群健康》圖文簡報。根據研究結果，我們建議在2025年前將PM2.5標準限值加嚴到25微克/立方米，隨后分階段在2035年前、2050年前分別將PM2.5標準限值加嚴到15微克/立方米、10微克/立方米。

研究發現，PM2.5標準的加嚴具有顯著健康效益。以2020年為基準年的效益估算，當年均濃度分別達到25微克/立方米、10微克/立方米以及5微克/立方米時，所規避過早死亡人數分別為30萬例、87萬例和118.4萬例；可實現的因過早死亡風險規避帶來的健康效益分別為1.07萬億元、3.1萬億元、4.2萬億元?；谝炎R別措施估算出的重點行業減排潛力，減排總成本中值約為1.71萬億元（低值為1.23萬億元，高值為1.94萬億元），這意味著已識別措施的直接成本接近或低于空氣質量標準加嚴帶來的健康效益。從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全面實施更嚴格的空氣質量標準有助于更好地保護公眾健康。

NBD：大氣污染治理領域一直有句話：“人努力，天幫忙”?！疤鞄兔Α钡降自诖髿馕廴局卫碇邪缪菔裁礃拥慕巧?？“天”的影響力什么時候能基本消除？

朱彤：大風或降雨之后空氣質量往往會顯著改善，這便是“人努力，天幫忙”這一說法的由來。

然而，從更長的時間尺度來看，氣象條件對于大氣污染的改善作用其實非常有限。有專家對過去幾年的空氣污染改善情況進行過深入分析，發現“天幫忙”在長時間跨度內發揮的作用較小，主要依靠人類努力減排進行大氣治理，從而不斷將空氣質量提升到更高的標準水平。不過我們也注意到另外一個現象——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天”反而可能開始“幫倒忙”了。隨著全球變暖的加劇，氣候變化引起的氣象條件改變會進一步影響空氣污染的特征，比如地面風速在逐年下降，意味著自然環境下的風清除污染物的能力也隨之減弱。因此，我們必須持續深度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大人為減排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