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規模領先，標準體系與風險管理正在不斷完善 | 兩會金融觀察⑧

每經記者 李玉雯    每經編輯 張益銘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實現“雙碳”目標，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和助力。兩會期間，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提及綠色金融要為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提供高質量金融供給。

截至2024年末，我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達36.6萬億元，綠色債券累計發行超4.1萬億元。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當前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取得了長足進展，轉型金融也得到業內認可，但依然需要在標準體系建設、風險管理等方面進一步發力完善。

標準體系需不斷完善

當前，我國綠色金融已走在世界前列，綠色信貸規模位居全球第一、綠色債券市場規模躍居全球首位。

截至2024年末，我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36.6萬億元，同比增長21.7%，增速比各項貸款高14.5個百分點，全年增加6.52萬億元。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間接碳減排效益項目的貸款分別為12.25萬億元和12.44萬億元，合計占綠色貸款的67.5%。

此外，截至2024年末，綠色債券累計發行4.1萬億元，其中綠色金融債累計發行1.7萬億元，為金融機構投放綠色信貸提供了穩定資金來源。

盡管綠色金融的發展規模世界領先，但當下我國的綠色投融資仍持續存在巨大資金缺口。有權威數據顯示，我國要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從2024年到2060年，需要資金超268萬億元。

在此背景下，金融機構在彌補資金缺口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加快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而要做好綠色金融大文章，離不開完善的頂層設計。

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金融學院院長范小云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需要構建并不斷完善科學、統一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以此為基礎形成綠色金融供給的標準化體系，這將引導綠色金融更好地服務國家戰略。

商道融綠研發總監、ESG專家吳艷靜接受每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綠色金融標準可以分為多個層面，主要包括綠色分類目錄、綠色投資標準、綠色金融產品標準和信息披露標準等。

她指出，在分類目錄方面，我國已經發展得較為全面。發改委牽頭發布的《綠色低碳轉型產業指導目錄（2024年版）》在《綠色產業指導目錄（2019年）》的良好實踐基礎上，突出低碳轉型的核心方向，全面響應雙碳目標。在具體的綠色金融產品方面，綠色信貸、綠色保險和綠色債券已經分別有相應的統計辦法或分類目錄，《碳金融產品》標準（JR/T 0244—2022）也規定了碳金融產品分類和碳金融產品實施要求。在信息披露方面，人民銀行發布了《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指南》，提供了金融機構在環境信息披露過程中遵循的原則、披露的形式、內容要素以及各要素的原則要求。

“但綠色投資標準體系仍處于發展階段，尚在不斷完善。”她進一步表示，2016年，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委聯合發布了《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首次確立了中國綠色金融體系的頂層架構，明確了綠色金融的定義，并要求推動證券市場支持綠色投資。此后，圍繞綠色基金投資的相關政策和標準逐步出臺。2018年，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發布的《綠色投資指引（試行）》對綠色基金的界定、信息披露、投資運作等方面均有所涉及。

此外，區域層面也出臺了相關政策。深圳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等多部門在2022年發布的《深圳市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指引》要求特定基金管理公司在環境相關報告中披露綠色基金信息，進一步推動了地方層面的綠色金融實踐。

從激勵機制來看，吳艷靜表示，目前我國的綠色金融激勵機制發展快速，國家級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已有10個，而地方層面的綠色金融示范區則超過40個，這些地方都為當地的綠色金融發展提供了多樣化的激勵政策，有效促進了當地的綠色金融發展。從中央層面來看，碳減排支持工具是貨幣政策工具中最為有效的工具之一。截至2024年6月末，碳減排支持工具余額5478億元，累計支持金融機構發放碳減排貸款超1.1萬億元，覆蓋市場主體6000多家，帶動年度碳減排量近2億噸，有力推動了經濟社會向低碳軌道轉型。

風險管理面臨挑戰

《指導意見》提及，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和綠色低碳轉型過程中的金融風險管理，強化綠色金融數據治理，防范“洗綠”“漂綠”風險。

吳艷靜對記者表示，當前綠色金融領域的風險管理主要面臨以下挑戰：

一是監控環境和氣候風險的方法尚未成熟，環境風險復雜性較高，涉及多學科多領域，目前尚未有權威方法進行環境和氣候風險的分析，以供金融機構參考；

二是環境數據缺乏，由于環境和氣候數據復雜性高、不完整、核算標準不一等，制約了金融機構進行相關分析的基礎；

三是綠色新興技術風險高，綠色項目常涉及前沿技術（如清潔能源），技術成熟度低、市場接受度有限，增加投資不確定性；

四是綠色項目周期風險，綠色項目（如生態修復）投資回報期長、盈利能力不確定，易引發融資杠桿過高和流動性風險；

五是系統性風險傳導，綠色轉型中部分行業（如新能源）快速擴張可能導致產能過剩或政策轉向風險，并通過產業鏈傳導至金融體系；

此外，還包括金融機構缺乏環境風險評估專業人才，對綠色技術識別能力有限；成本較高，綠色項目監測、評估及管理需投入大量資源；市場認知程度不高，綠色金融產品認知度低，小微企業綠色需求識別困難，基層業務推動意愿弱等風險。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氣象局科技與氣候變化司副司長張興贏提到，應鼓勵銀行機構探索開展氣候風險壓力測試，推動典型區域針對氣象高敏感行業領域率先開展壓力測試。

記者注意到，近年來一些銀行機構正在不斷推進氣候風險管理實踐。例如，工商銀行在國內大型銀行中首個將氣候風險納入全面風險管理體系，持續推進氣候風險的識別評估、監測報告、緩釋控制和研究分析，不斷提升自身氣候風險管理能力。

此外，就業內關注的“洗綠”“漂綠”風險，吳艷靜對記者表示，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進行防范：一是建立統一的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界定標準，可以防范不同市場參與方對綠色和轉型定義的誤解；二是加強綠色金融產品的信息披露，包括綠色產品的定義、使用的綠色投資策略、募集資金用途、項目環境影響等，并確保披露的持續性和真實性；三是加強第三方評估認證，包括對綠色金融產品使用的綠色定義、綠色投資策略、募集資金用途、項目環境影響進行評估認證，增加市場對綠色金融產品的信心。

銀行機構也在積極行動規避此類風險。例如，江蘇銀行自主研發了“蘇銀綠金”綠色金融專業化系統，實現綠色業務智能認定、環境效益自動測算、綠色客戶分層分類，有效防范“漂綠”“洗綠”風險。

轉型金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去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提出，要豐富綠色轉型金融工具，完善綠色轉型政策體系。人民銀行也明確將推動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有效銜接，并正在研制重點行業的轉型金融標準。

吳艷靜認為，轉型金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預計我國市場將逐步建立轉型金融的標準和統計口徑，并以此為基礎逐步配套更多的市場激勵機制。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時隔多年再提實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預計將促進綠色貸款等綠色投融資規模的增長，ESG資產規模將繼續增長。綠色轉型也將有利于碳金融、綠色股權融資、綠色融資租賃、綠色信托等金融工具的發展。”吳艷靜對記者表示。

談及當前轉型金融面臨的難點，吳艷靜認為，存在轉型金融標準體系不完善、基礎信息不足等風險。另外，高碳項目普遍存在資產負債率高、盈利能力弱的問題，導致轉型金融風險控制成本更高。

“目前，激勵機制主要集中在綠色金融，轉型金融獲得的激勵政策還較少，這也與轉型金融標準尚未出臺有一定關系。金融機構也面臨‘假轉型’‘碳鎖定’風險，即企業借轉型名義獲取資金卻未實質性減排。這需要金融機構進一步提升自身的能力建設。”吳艷靜說道。

她進一步提到，目前已經有一些地方政府率先發布了地方的轉型金融標準，金融機構可以先參考這些內容進行轉型金融活動的開展。另外，也可以利用市場已有的成熟工具，如可持續掛鉤貸款/債券，轉型債券等進行投資活動。

記者注意到，多地相繼推出了轉型金融標準，如《上海市轉型金融目錄（試行）》《重慶市轉型金融支持項目目錄》等。“轉型金融+”形式的跨界合作產品也在陸續推出，例如中國太保與上海農商銀行創新落地全國首筆化學工業領域“保險+轉型金融貸款”，首次實現銀行和保險機構在轉型金融領域的跨界合作。

封面圖片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劉國梅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