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桿要去 居民的融資需求更要支持

每經編輯 李宇嘉    

圖片來源：攝圖網

李宇嘉

十九大以后，尋求更有質量的增長，而非單單追求速度成為新時代的共識。因此，指導經濟工作總框架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更加強調去杠桿。2009年以來，我國共經歷了三次加杠桿，盡管加杠桿促成了中短期經濟回升，但經濟整體的下行趨勢并未改變。

近期，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了2018年經濟工作的“三大攻堅戰”，排在首位的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要使宏觀杠桿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增強，防范風險工作取得積極成效”。也就是說，去杠桿是2018年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

外需回暖疊加“新經濟”一枝獨秀，創造了推進去杠桿的寶貴“窗口期”，并夯實了經濟增長的中樞。同時，外部環境也在倒逼，美國減稅，美聯儲加息，全球央行開啟緊縮周期，這或將引致資本流動。

因此，此時主動去杠桿，無疑將在控制風險預期的同時，通過釋放漸進“擠泡沫”的信號，壓縮風險觸發空間。

近來，圍繞去杠桿的一系列工作已展開，如央行等五部委發布的“資管新規”，住建部等三部委規范購房融資等。近年以來，居民杠桿率快速攀升，被認為是此輪樓市繁榮的主要動力。而且，居民杠桿率變動直接影響宏觀經濟中消費和房地產投資這兩大動能，關乎金融體系穩定。

事實上，從2016年底開始，監管層就開始通過占比和規模“雙控”，來抑制居民杠桿率的快速攀升。主要手段包括2016年四季度和2017年，新增貸款中按揭貸款的比例不超過30%，熱點城市月度按揭規模要定量，例如深圳規定每月新增按揭不超過80億元。

今年1~10月，新增居民中長期貸款（主要是房貸）的規模為4.5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的4.69萬億元有所下降，月度按揭貸款增速從年初的36%降至10月的25%。但1~10月，居民總貸款卻增加1.03萬億元，短期消費貸款暴增是主因。

截至10月，今年居民短期貸款新增1.6萬億元，接近去年同期的3.5倍，占居民總貸款的26%，占比增加10個百分點。居民借道期限短、成本高的短期貸款加杠桿購房，被認為是一個危險信號。

因此，近期管理層和業內均認為，居民部門當是去杠桿的重點。從業內研究來看，當前我國居民杠桿率存在兩大問題，即杠桿率較高，杠桿水平攀升過快。根據海通證券研究，截至2017年9月份，我國居民部門總貸款已達到39萬億元，再加上5萬億元公積金貸款，居民總負債44萬億元，占GDP的比重達55%，而2007年這一比例還不到20%。

也就是說，不到10年時間，居民杠桿率翻了一倍還多，這還沒有包括未被納入統計的互聯網金融和民間借貸。從債務絕對量看，2015年居民新增貸款4.6萬億元，2016年升到7萬億元，2017年預計達8萬億元，3年時間翻了近一倍。目前，盡管我國居民杠桿率低于美國、日本，但明顯高于新興國家。

同時，我國城鎮社會保障覆蓋深度不足，大城市房價高、生活成本高，教育、醫療等支出剛性增加。因此，居民杠桿率較高，杠桿水平過快攀升要引起重視，套利資金加杠桿更要嚴厲控制和打擊。

一般來說，工業化、城鎮化會提高居民杠桿率。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快速啟動城鎮化，城鎮化率年均提升1.5個百分點（年均進城2000萬人口），遠高于發達國家上世紀50~80年代城市化時期年均0.5個百分點的提升幅度。

同期，我國住房市場化從無到有，近年來范圍和深度不斷擴展，而住房又是大宗耐用消費，需借助杠桿才能實現住房夢。同時，銀行拓展按揭業務，而消費時代也來臨，觀念新穎的80后、90后逐漸成為消費主導，居民杠桿率上升是必然的。

因此，居民債務存量迅速放大，但作為流量指標的GDP，增速已從高峰時的12%降至近兩年的不足7%，從而表現為居民杠桿率快速攀升。而且，資產主導收入的時代，杠桿率高不高，不能只看絕對數，還要看財富（資產）及對負債償還的支撐。所以，用家庭負債率（負債/資產）衡量更可靠，因為它是存量指標。

近日，西南財經大學家庭金融調查中心發布《中國工薪階層信貸發展報告》，2017年中國家庭資產負債率僅5.5%，遠遠低于美國12%、日本15%的水平。根據報告計算，有負債的家庭占比在50%左右，城市僅有不到17%的家庭有住房貸款。這一口徑下的消費主體是早期“房改”后低價獲得住房的居民、自建房居民、已還清房貸或一次性付款買房的居民。

因此，從時間看，加杠桿主要發生在近幾年樓市上升階段；從空間看，主要發生在熱點城市。華融證券統計，2016年一二線熱點城市居民債務/本地GDP為65%~70%，三四線城市為30%，近幾年變化不大。從居民債務/可支配收入看，一二線熱點城市為150%，二三線城市為60%，四五線及小城鎮更低。可以看出，多數居民杠桿率很低，甚至沒有杠桿。

從經濟學角度講，杠桿的本質是把未來的收入現在變現，盡管產生利息，但能滿足現在需求，增加當期收入，增加投資、消費、自我提升。從各國實踐看，合理區間內的加杠桿更多地引致了“收入效應”而非“擠出效應”，即增加可支配收入并促進消費。

現實中，由于金融機構單方面的歧視、金融深化不夠，無抵押物或金融知識匱乏，很多普通人群、創業人群，特別是低收入、弱勢群體被排斥在金融服務之外，連加杠桿的機會也沒有。

當代城市和農村，廣大居民對金融的依賴越來越深，甚至出現“全生命周期”，如貫穿一生的保險、信用卡和消費融資，青年時期的助學貸款、創業融資（包括農資貸款），中年時期的按揭貸款、裝修貸款、汽車貸等，老年時期的養老保險、“以房養老”等。

因此，我們在控制熱點城市居民加杠桿的同時，還要壯大普惠金融、住房金融，支持廣大人民群眾的融資需求。

（作者為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