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高債務、高杠桿與利率提升期必定帶來一段時期的去金融化

每經記者 李玉雯    每經編輯 張益銘

8月12日，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在2023資產管理年會上演講表示，世界經濟在滯脹中面臨增速持續下降的壓力，原因在于逆全球化、技術的孕育期、老齡化、高債務和高利率疊加帶來的高風險等。

劉元春提到，高債務、高杠桿與利率提升期必定帶來一段時期的去金融化。中國未來的各類結構性變化還會對金融形態產生沖擊，例如老齡化對養老產業與金融發展的影響，經濟去房地產化對財富管理與配置的影響，綠色轉型、數字轉型、內外雙循環轉型等帶來的金融形態和價值理念的變化等。

世界經濟面臨著“一低五高”

劉元春表示，在疫情之前，世界經濟面臨著“三低三高”，分別是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高風險、高杠桿、高成本，目前演變成“一低五高”。

其中“一低”即低增長變為更低的增長，對于未來十年經濟增長速度，IMF預測在2.8%左右，世界銀行預測在2.5左右，是歷史新低。同時，低通脹變成了高通脹，由于高通脹導致低利率變成了高利率。高債務也變成了更高的債務，目前全球債務規模已達到360多萬億美元，比疫情前增長了接近30%。另外高風險方面，在傳統風險的基礎上還疊加了地緣政治的超級風險，非傳統風險全面上揚。

“因此我們會看到，世界經濟在滯脹中面臨增速持續下降的壓力，原因在于逆全球化、技術的孕育期、老齡化、高債務和高利率疊加帶來的高風險等。”劉元春表示。

將目光聚焦到中國，劉元春提到我國面臨的幾大核心問題：一是我們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穩定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二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險期，扭轉不平衡對稱博弈的關鍵期。三是突破“李約瑟之謎”，全面解決卡脖子問題的關鍵期。四是突破“金德爾伯格陷阱”，以高水平開放和多邊主義重構全球治理。五是跨越“明斯基時刻”，持續創造“無危機的增長奇跡”。六是克服“鮑莫爾病”，實現中國產業持續升級。此外，社會建設能否突破“拉美難題”也至關重要。

金融為“兩條腿”走路提供支持

在劉元春看來，面對如上所述中國面臨的幾大核心問題，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未來的金融形態。

一是增長速度下臺階、增長中樞持續下移，導致政策利率無法向自然利率快速靠攏，給傳統金融定價模式帶來挑戰。

二是大時代中由于疫情、戰爭、地緣政治和大國博弈等造成的系統性斷裂帶來的風險導致傳統定價模型難以計量，一系列非傳統風險全面上揚。

三是技術創新帶來的世界紅利實際上在過去十年里是在快速下滑，風險投資面臨挑戰，對于國內熱議的新技術爆炸前沿時代，我們需要耐心等待、精心準備。同時，技術變化模式也發生了一些革命性變化，這為中國提供了絕佳的趕超機會和彎道超車的機會。近幾年全球風險投資的分布，在亞太區尤其是中國區域出現了明顯急劇上揚。

“我們‘兩條腿’走路，第一條腿是科技自立自強的國家戰略科技體系，第二條腿是市場導向的企業創新體系，金融如何為這兩條腿提供支持？一方面如何為國家戰略體系進行融資，另一方面如何進一步支持企業進行產業化和市場化創新。重點在于如何在兩大戰略之間尋找到無縫銜接和有機轉化。”劉元春解釋道，“兩條腿”的功能是不一樣的，配合、銜接很重要。目前各類融資工具、金融中介如何在市場形成一種新型的金融形態、金融模式，或許是當下及未來關注的重點問題。

四是高債務、高杠桿與利率提升期必定帶來一段時期的去金融化。這當中需要關注幾個方面，一是貨幣錨的變化，二是技術脫鉤、金融脫鉤現象加大，對錨定效應會產生怎樣的進一步沖擊。中國未來的各類結構性變化還會對金融形態產生沖擊，例如老齡化對養老產業與金融發展的影響，經濟去房地產化對財富管理與配置的影響，綠色轉型、數字轉型、內外雙循環轉型等帶來的金融形態和價值理念的變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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