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都市圈“虹吸效應”，真正該擔心的是什么？

每經記者 余洋    每經編輯 劉艷美

又有兩個國家級都市圈“官宣”。

12月20日，廣東省政府網站發布廣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五大都市圈發展規劃。其中，《廣州都市圈發展規劃》《深圳都市圈發展規劃》都有一句特別的表述“經國家發展改革委銜接函復”。這意味著，廣深兩大都市圈已獲國家發改委函復，獲批為國家級。

自2019年《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發布以來，已有13個國家級都市圈相繼獲批。作為城市地域空間形態演化的高級形式，都市圈承載著支撐全國經濟增長、經濟轉型升級、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期望。

但面對現實，不少都市圈在發展過程中，還存在“隱性壁壘”“一核獨大”“競合困境”等問題。

當前，我國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城市產業結構、區域協同步調都面臨調整。在這種背景下，都市圈發展如何更新定位，打造區域創新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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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由智聯招聘發起的“新動能·新職場”2023中國年度最佳雇主頒獎盛典暨中國人力資本國際管理論壇上，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北京博智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俞建拖，四川大學勞動與社會保障系教授、四川大學人力資本開發研究所所長羅哲，圍繞“大都市圈發展共建與區域協同創新”主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良性互動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城市的本質，在于不同經濟活動的頻繁接觸。城市的發展源于集聚效應，都市圈同樣如此。

“看一個國家或區域的成長，成功的故事都是一樣的，不成功的各有各的故事。”張斌指出，放眼世界各國的增長軌跡，但凡比較成功從低收入、中等收入慢慢走向高收入的，其城市形態都有相似的變化過程。

即隨著城市經濟增長，人口不斷涌入城市，然后又從這些城市進入更大的城市，大城市、都市圈越來越大，人口占比越來越高。這種人口流動的變化，是一個規律性現象。

在張斌看來，人口多、密度高，正是都市圈的兩大特征。這帶來的結果是，“當人越來越多的時候，差異性就出來了”。

什么是差異性？

“在村里、在老家，你可能看大家都差不多；但到了大城市，你會發現原來人生可以比原來看到的精彩很多。”張斌進一步談到，差異性意味著對人學習的激勵、改變的激勵，“所以當城市密度高、差異性大的時候，它不光會帶來提高人力資本的激勵機制，而且能夠提供更低的學習成本和更多的學習機會”。

換言之，大城市、都市圈有助于人力資本的提升和積累。“很多人從農村、小城市到大城市打工、上學、就業，這是一個人口遷徙的過程，也是一個人力資本提升的過程。”

在“經濟越發展人口越集中”的趨勢之外，張斌還觀察到都市圈發展的另一大規律——

一個經濟體從低收入到高收入的成長過程，它的經濟活動首先都集中在農業部門，然后進入工業部門，最后進入服務業部門，幾乎沒有例外。在這個產業結構轉換過程中，“服務業的作用就是化肥、種子、農藥，能夠支撐工業部門進一步升級。”

張斌解釋，從制造業為主轉向服務業為主的過程，不是所有服務業部門都能有更快的增長，往往只有那些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比如科研、教育、商業服務、金融及醫療服務等，其增長才能快于GDP增長。

從投入的角度而言，意味著需要更多的創新和知識含量，而這最終都凝結在“人”的身上，人力資本越發成為稀缺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就越來越重要。

綜合來看，一方面，當經濟進入結構轉型期，進入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社會，人力資本需求不斷提升；另一方面，都市圈的發展又恰恰有助于增加人力資本供給，由此形成一個供求良性互動的過程。

“所以都市圈發展、經濟結構轉型、人力資本提升，是一個良性增長過程不同側面的表現。”張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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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精神

按照定義，都市圈是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性強的大城市為中心。理想情況下，中心城市應輻射帶動周邊節點城市整體發展和經濟增長。不過回到現實，一個常常引發爭議的問題，就是大城市虹吸周邊中小城市資源，剝奪其發展機會。

在俞建拖看來，這是一種片面的理解。

他和團隊一直在進行中國城市群均衡協調發展研究。根據其對包括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等在內的12個城市群的一體化跟蹤分析，盡管總面積只占全國20%左右，但12個城市群人口占比從2006年超過61%上升到2020年將近65%，經濟總量更占到全國3/4。

也就是說，城市群、都市圈人口集聚趨勢仍在延續，是經濟地理最核心的依托空間。

與此同時，如果觀察城市群內的區域經濟差距，從2006年到現在，12個城市群中，有 11個城市群地市間的經濟發展差距在持續縮小，只有京津冀地區沒有明顯改善。

“其實不用擔心人流到中心城市來。”俞建拖指出，需要擔心的是人才資源要素流向中心城市后，剩下的其他資源要素有沒有有效配置，以及中心城市的優質資源要素有沒有實現反哺，重新進行資源要素組合，“這也是我們高質量發展過程中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實際上，加強產業合作互補，推進公共服務一體化，正是都市圈建設需要破解的難題。在羅哲看來，都市圈發展，“開放精神”很重要。尤其在當下，數字經濟發展帶來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產業結構持續調整，也推動著區域經濟格局重塑。

王小魯指出，隨著數字經濟發展，信息交流增強了與物流、交通運輸、商品流通的協同效應，能夠大大降低成本，提高人流、物流、信息、資本流等要素流動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說，數字經濟發展擴大了都市圈影響力，增強了其輻射效應。

基于此，他認為，未來的都市圈可能呈現網狀結構，有一兩個中心城市，周圍有成片的中小城市，通過密集的交通網、信息流連接在一起，這種都市圈的輻射功能會更強，對周邊經濟的帶動作用也會更強。

城市生態

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人口遷移是用腳投票的過程，人口集聚背后其實是產業資源和就業機會的集聚。在羅哲看來，都市圈協調發展能夠增強城市的產業聚集能力，產業集聚能力增強又會相應提升城市就業吸納能力。

不過，俞建拖也提醒，很多城市為了發展重點產業或重要技術，往往過度把資源集中在支持相關產業人才引進等方面，過度強調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忽略了對更多流動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這某種程度上容易導致產業生態失衡，對就業是不利的。

“城市發展是一個生態，不僅需要‘狼’，也需要很多‘兔子’，不光需要很多高科技人才，也需要偏勞動密集型的人才。”張斌進一步指出，根據相關研究，城市如果降低對高科技人才的引進力度，將更多資源用于補貼低收入人群，對降低人力成本、提高城市競爭力，有著非常突出的作用。

為此，張斌認為，大城市在著力吸引高科技人才的同時，對低收入群體要給予更多關注。

俞建拖也指出，當前，我國正在著力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政府一方面要做好公共服務，尤其是子女教育等方面，降低他們在城市生活定居的成本；另一方面要通過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供更好的發展前景。

他還進一步談到，隨著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不僅能給城市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也會創造出許多新的就業崗位和機會。

如何將這種機遇和潛力進一步釋放出來？王小魯談到，都市圈發展需要更好的法治環境、營商環境、人文環境和社會環境。隨著都市圈和城市的發展，對地方政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加強調政府職能轉變，更加需要提供完善服務，這樣才能配合市場功能的發揮，推動整個經濟往前走，推動都市圈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