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與年廣九：兩個草根的不同命運

　　編者按：超人李嘉誠與徽商年廣九有著相似的起點，白手起家、艱苦創業，但是兩個人卻也經歷著不同的命運，一個伴隨著共和國成長，最終成為亞洲首富，而另一個作為瓜子大王名噪一時，卻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而最終沉寂。 
 

　　超人李嘉誠60年奮斗史：依靠祖國內地成為亞洲首富

　　他，長期雄踞世界華人首富寶座;他，赤手空拳起家，創造了一個商業神話；他，教子有方，成為美談；他，年過八旬卻依然一心撲在工作上。

　　這個被人們敬若神明的人正是有著“香港超人”之稱的李嘉誠。

　　“人無我有”思想開啟挖金機遇

　　“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古代圣賢孟子的箴言既是李嘉誠一生的寫照，又是他歷經艱辛不敗不餒的精神支柱。

　　1928年7月29日，李嘉誠出生于廣東省潮安縣府城北門街面線巷一座古宅里的書香世家。1940年初，11歲的李嘉誠隨家人為了躲避日軍侵略，輾轉遷徙香港。

　　李嘉誠來到香港的第一件事，便是苦功廣州話和英語。并且他14歲開始便承擔養家重任，年少時期李嘉誠做過茶館的跑堂、舅舅鐘表店的伙計、五金廠的推銷員。但是基于對時勢的準確判斷，李嘉誠果斷地選擇獨立創業。

　　1950年夏，22歲的李嘉誠創立了長江塑膠廠即長江實業有限公司，而1950年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20世紀40年代后期，大批的人們從陸路、水路涌向香港，使香港人口從40年代上半葉日軍侵占時代的五六十萬已下載激增到1950年的近200萬人。這批內地人給香港帶來了大量資金、技術和勞力，也使香港本地市場的容量擴大了許多。一切都顯示出香港經濟起飛的跡象。

　　創業初期的一天，李嘉誠閱讀一份外國雜志，他注意到一部制造塑料瓶的機器，可以造出較為優質而又適合香港市場的產品。李嘉誠立刻進行市場調查，他發現全香港都還沒有這種機器。人無我有的意識立刻占據了李嘉誠的大腦，他以最快的速度與外國廠家聯系購買。但他發現，這種機器需要訂購，且價格昂貴。然而這種機器的潛在效益確實誘人。于是創業之初資金緊張的李嘉誠果斷決定自己去鉆研、自己制造這個機器。經過一段時間努力，李嘉誠終于造出了這種機器。

　　“靠這部機器，在最短時間，令我至少賺了幾萬元。”李嘉誠日后回憶說。而李嘉誠當時的創業資本僅為5萬港元。

　　意大利“偷師學藝” 成就塑膠花大王

　　人們都稱李嘉誠為“塑膠花大王”。李嘉誠的成功與他敏銳的洞察力密不可分。作為塑膠廠老板，李嘉誠每日都在尋求著塑膠業的動向信息。而李嘉誠扎實的“英語童子功”再次幫了他。一天，在翻閱英文版《塑膠》時，李嘉誠讀到了這樣一則簡短的消息：意大利一家公司已開發出利用塑膠原料制成的塑膠花，并即將投入批量生產，推向歐美市場。李嘉誠立即判斷，塑膠花的面市將會引起塑膠市場的一場革命。

　　機不可失，1957年春天，李嘉誠揣著強烈的希冀和求知欲，登上飛往意大利的班機去考察。他在一間小旅社安下身，就迫不及待地去尋訪那家在世界上開風氣之先的塑膠公司的地址，經過兩天的奔波，李嘉誠風塵仆仆來到該公司門口，但卻戛然卻步。他素知廠家對新產品技術的保守與戒備。也許應該名正言順購買技術專利，然而，一來，長江廠小本經營，絕對付不起昂貴的專利費;二來，廠家絕不會輕易出賣專利。

　　情急之中，李嘉誠想到一個絕妙的辦法。這家公司的塑膠廠招聘工人，他去報了名，被派往車間做打雜的工人。李嘉誠負責清除廢品廢料，他能夠推著小車在廠區各個工段來回走動，雙眼卻恨不得把生產流程吞下去。李嘉誠收工后，急忙趕回旅店，把觀察到的一切記錄在筆記本上。

　　整個生產流程都熟悉了?？墒?，屬于保密的技術環節還是不得而知。假日，李嘉誠邀請數位新結識的朋友，到城里的中國餐館吃飯，這些朋友都是某一工序的技術工人。李嘉誠用英語向他們請教有關技術，佯稱他打算到其他的廠應聘技術工人。李嘉誠通過眼觀耳聽，大致悟出塑膠花制作配色的技術要領。

　　最終，李嘉誠滿載而歸?；氐较愀?，李嘉誠快人一步研制出了塑膠花，填補了香港市場的空白。同時，李嘉誠掀起了香港消費新潮流，長江塑膠廠由默默無聞的小廠一下子蜚聲香港塑膠業界。

　　1958年，長江公司的營業額達到了一千多萬港元，純利一百多萬港元。而這一年，李嘉誠剛好30歲，真正的三十而立。

　　平心而論，以今天的商業準則衡量李嘉誠當年的行為，值得商榷。但在那個年代，偷師和模仿是很普遍的現象，無可厚非。李嘉誠創大業的勇氣和他隨機應變的精明都能給我們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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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產界舉足輕重的“擎天一指”

　　塑膠花為李嘉誠掘得第一桶金，這不僅使他贏得了“塑膠花”大王稱號，也使他賺的盆滿缽滿。然而，早在李嘉誠開發塑膠花之前，他就預見到塑膠花迎合社會發展的快節奏，只能風行一段時間。人類崇尚自然，而塑膠花無論如何都不能取代有生命的植物花。

　　香港也出現了幾次塑膠花積壓的情況。對此，李嘉誠早有心理準備。識時務者為俊杰。他開始將主要精力和心血投注于締造以地產為龍頭的商業帝國。

　　李嘉誠挺進地產的原則是謹慎入市，穩健發展。具體做法就是不賣樓花，不貸款，不按揭，只租不售。有效地避開銀行擠提和地產危機。所謂賣樓花，就是一反原來地產商整棟售房或據以出租的做法，在樓宇尚未興建之前，就將其分層分單位預售，得到預付款就動工興建。

　　20世紀60年代后半葉，香港地產有價無市，到處賤價拋售物業。李嘉誠審時度勢，趁低吸納。這一招奠定了李嘉誠成為香港首富的基石。

　　面對地產界的主流新風潮，李嘉誠冷靜地分析了銀行按揭。他得出結論，地產商的利益與銀行休戚相關，地產業的盛衰直接影響銀行。正所謂唇亡齒寒，一損俱損。因此，過多依賴銀行未必就是好事。根據高利潤與高風險同在的道理，李嘉誠制定了方略：資金再緊，寧可少建或不建，也不賣樓花;盡量不向銀行抵押貸款，或和銀行向用戶提供按揭。不牟暴利，物業只租不售。

　　事實上，賣樓花的做法在今天的地產界依然大有其市，賣樓花的始作俑者霍英東今天依然是地產巨頭。李嘉誠初入地產行業，羽翼未豐，他輸不起也賠不起，因此只租不售的穩健策略在當時也是很符合他一貫性格的。

　　1977年之前，李嘉誠只是不太出名的普通成功商人，1977年是他日后成為香港首富的分水嶺，1977年之后，李嘉誠成為了一個大名人。在拍賣場上，李嘉誠舉手應價，被譽為“擎天一指”，在地產界舉足輕重。

　　“蛇吞象” 控制和記黃埔

　　1972年，李嘉誠一手創辦的長江實業有限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而那些頗具成長性的公司也進入了李嘉誠敏銳的視野范圍內。

　　其中，李嘉誠以市值6.93億港元的長實控制市值62億港元的和記黃埔，被譽為“蛇吞象”的案例也成為香港收購戰的頭號經典。

　　和黃集團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和記洋行，二是黃埔船塢。和黃當時是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財閥所控制的最大上市公司。和記洋行成立于1860年，黃埔船塢則可追溯到1843年。但是和記黃埔在1973年受到股市大災和世界性石油危機的嚴重影響，加上和黃主人祈德尊家族經營不善，陷入了財政泥潭。接連兩個財政年度虧損近2億港元。因此，1975年8月，匯豐銀行 1.5億港元解救，條件是和記出讓33.65％的股權。匯豐成為和記集團最大股東。1977年9月，和記黃埔合并改組為“和記黃埔集團有限公司”。

　　而李嘉誠一直在關注和黃的發展，他認為這是一家極具發展潛力只是目前經營不善的集團公司。另外，他洞悉到匯豐不會長期持有和黃股，因為匯豐銀行身為香港金融至尊，不會長期背上“銀行操縱企業”的黑鍋，因此匯豐出售和黃股權勢在必然。

　　李嘉誠頻頻與當時的匯豐大班沈弼接觸，二人交情日深。沈弼也十分贊賞李嘉誠精明誠實的作風，對他情有獨鐘。他認定李嘉誠可以重振和黃。匯豐出售和黃股權，不是單純地賣出股票套利，而是希望和黃得遇明主，重振昔日雄風。因此，在1979年9月，匯豐以每股7.1港元的價格將其手中持有的占22.4％的9000萬和黃普通股售予長江實業。當時，對匯豐和黃股垂涎者甚多，但沈弼及匯豐銀行根本沒有考慮讓被人角逐和競爭。匯豐賣給李嘉誠的和黃普通股價格只有市價的一半，并且同意其暫付20％的現金，對李嘉誠優惠至極。接下來，李嘉誠集中火力乘勝追擊繼續在股市大量吸納和黃股票。

　　1981年1月1日，李嘉誠被選為和記黃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和黃集團也正式成為長江集團旗下的子公司。當時，長江實業實際資產是6.93億港元，而和記黃埔的市價總值是62億港元。李嘉誠以小搏大，以弱勝強，成功控制巨型集團和黃，難怪被稱為“蛇吞象”。

　　兼并和黃，既是長實擴張發展的里程碑，又是英資財團地位開始下降，華資財團迅速崛起的轉折點。

　　收購成功后，他不會像許多新進老板一樣進行一鍋端式的人事改組和拆骨式的資產調整。他盡可能挽留被收購企業的高層，招股中小股東利益。在此收購中，也可以看出李嘉誠富有心計，又極有耐心，擅長以柔克剛，以靜制動。

　　如今，81歲高齡的李嘉誠仍然精神奕奕地參加公司大大小小的活動。 被譽為“李超人”的他表示：“我依舊沒有考慮退休?，F在我60％的時間是花在集團公務上，40％的時間在私人基金的工作上，并沒有淡出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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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商年廣九，一部由“傻子瓜子”書寫的沉浮啟示錄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杜甫的《曲江》這樣寫道。對于大部分的老人來說，七十多歲是個頤養天年的年紀。而1937年出生的年廣九卻還像當年那樣，在蕪湖自家的瓜子專賣店里忙碌著每天的生意。

　　他白手起家，在國人還在談論萬元戶的時代就已賺取百萬利潤。他經歷坎坷，三進牢房，又三度離婚，更因鄧公三次提及這個安徽“傻子”而化險為夷，接著名聲大振。他是中國經濟體制轉化過程中一個具有象征性“符號”的人物。他的經歷反映出了我國個體和民營經濟在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傻子瓜子”也被看成非國有經濟發展的消息樹和風向標。

　　雖然如今的年廣九失去了往昔的那種輝煌。但不管怎樣，他和他的“傻子瓜子”都已經在新中國60年的發展史上留下了屬于自己的一頁。而“傻子瓜子”發展的歷程，無疑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和反思當代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的樣本。

　　從水果小販到瓜子大王

　　1937年1月，年廣九出生在安徽省懷遠縣年家村的一戶滿族人家。5歲的時候，年廣九隨父親逃荒到了黃山腳下，靠討飯為生。后來父子倆輾轉到了蕪湖，為了生計，開始了沿街叫賣的生活，從那時起，年廣九第一次做起了生意，販魚、賣水果，也讓他積累了最初的經商經驗。那時經濟困難，囤積居奇、買空賣空的活動逐漸增多。1963年和1966年，國家嚴厲打擊“投機倒把”行為。年廣九也因此兩次入獄。

　　從監獄走出來的年廣九并沒有放棄做生意的念頭。1972年以后他就開始專門賣起了瓜子。為了做好瓜子生意，他請教過好幾個師父，仔細研究了瓜子的炒法?？恐@份勤奮，他炒出來瓜子風味獨特，很受大家歡迎，生意也就越來越好。

　　他在賣瓜子的時候，人家買它一包，他就再給人家抓一把，人家不要，他就硬往人家身上塞。好多人看到后，就說這不是傻子才干的事嗎。于是就有了“小傻子”的名頭，后來，他就索性拿“傻子瓜子”當了招牌。到1976年，年廣九已經賺取了一百多萬元。因為那時候最大的鈔票就是5塊、10塊，所以他家的錢都是用麻袋裝著的。

　　而最能體現年廣九精明生意頭腦的就是1978年，他在瓜子供不應求的時候卻大幅度降價。這個只會寫自己名字外加同意倆字的商販，卻懂得在實踐中學習總結市場的規律。他的兒子很不理解，年廣九講，這叫薄利多銷，自己已經算過賬了，多賣出去的瓜子肯定能補上降價損失的利潤。果然，年廣九將自己的瓜子從兩塊四毛錢一斤降到了一塊七毛六。硬是從國營企業口中得到了更多的市場份額。引發了傻子瓜子的銷售狂潮。不但多賺取了利潤，更是打響了自己名頭。

　　中國最初的民營企業家們。也都是靠著這種自身機制的靈活和敏銳的市場嗅覺，在當時獲得了相當的成功。

　　被時代選擇的“傻子”

　　年廣九的長子年金寶曾這樣評價父親：他之所以出名，是靠媒體炒作出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國都典型，碰巧讓他撞上了。

　　當時，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面臨一個很大的理論問題，就是私營經濟的雇工數量到底要不要限制。如果不限制，顯然是違反相關規定的。但是限制了，剛剛發展起來的私營經濟很可能就會被一棒子打死。而且上面也需要一個典型，以傳達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

　　70年代末，腦子靈光，敢想敢干的年廣九，生意越來越興旺，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他便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這些人一個個多起來，等到別人幫他一數，居然有了12個。放到現在，肯定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在那個年代，可以說“傻子”給政府出了個大難題。

　　當時，國家規定，個體戶雇工數量最多不能超過8個。8個以下，還是“姓社”的個體經濟，8個以上，就是“姓資”的資本主義了。于是年廣九是剝削資本家的流言頓時傳遍安徽。“傻子”出的這個難題，讓全中國的理論家們爭辯得面紅耳赤。

　　這場大辯論一直持續了幾年。這時，年廣九的瓜子場已經雇工105人，日產瓜子9000公斤，而關于雇工人數的爭論還在繼續。1984年，鄧小平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明確表態：“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啊，大家擔心的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夠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了嗎?“

　　鄧公短短的幾十個字，改變了年廣九一生的命運。同時，通過年廣九這個“個例”，還將民營經濟發展中的雇工問題順利解決。而年廣九的名字也成為了個體經營者的符號。在隨后的十多年里，每逢改革風云變幻，他的際遇便會隨著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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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符號

　　也許是受了小平同志講話精神的鼓舞，也許是年廣九的心里還不夠踏實，這時的年廣九為自己找了一頂“紅帽子” 。他決定申請搞聯營， 1985年4月，年廣九個人與蕪湖市新蕪區勞動服務公司、蕪湖縣清水鎮工業公司3家開始掛牌聯營。

　　為了盡快讓剛成立的“傻子瓜子”公司上馬并盡早見到效益，在全國20多個大中城市大張旗鼓地展開有獎銷售，有獎銷售紅紅火火地開了頭，第一天蕪湖就銷售了31萬公斤，在此后的兩周內，全國各地共銷售230萬公斤。于是，不少人開始議論說:“傻子”真行，不論干什么都能碰上好運氣。

　　令人遺憾的是，這只是曇花一現的短命輝煌。鑒于當時不少人借著“有獎銷售熱”的機會，以次充好，以偽亂真，搞亂了市場，上面突然來了一道禁令，禁止一切單位搞有獎銷售。這道禁令造成年廣九的公司瓜子大量積壓，資金無法回籠，損失63萬元，對注冊資金不足30萬元的公司來講，等于兩次傾家蕩產。

　　雖然年廣九的這次舉動因為政策的原因而失敗，但他在經營策略上的大膽，還是體現了第一代民營企業家不拘一格的經營方式。

　　但是，尤其是像年廣九這樣，缺少先進文化知識的第一代企業家一樣，一旦自己的事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產品的質量就很難保證。

　　由于年廣九一直習慣于家庭作坊式的瓜子生產，所以當市場一大，他就忙不過來了，瓜子不夠賣時，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購，裝入自己的包裝袋，結果因為質量參差不齊而品牌大損。這也是很多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們最終走向沒落的一個原因。

　　經歷了有獎銷售的教訓后，他決定將個體小船駛進無風的港灣，再次重新與蕪湖市新蕪區聯營，又建成一家集體性質瓜子廠，仍由他出任總經理。新蕪區原只是想用“傻子”的招牌，而生產由區里管，年廣九仍像辦個體瓜子廠時的小業主一樣，一切由自己說了算。區里派來的幾位副經理看不慣他在工作上的獨斷專行，便向檢察院舉報他有經濟問題。終于在1989年9月的一天，年廣九被關進看守所受審，罪名是貪污和挪用公款，很快全國許多報紙又紛紛披露。后經調查，他在經濟上并無問題，只是查到他再婚超生和婚外戀的私人生活問題。結果，中級法院以流氓罪判處年廣九有期徒刑3年，緩期3年執行。 1992年，改革開放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90歲高齡的鄧小平南巡講話，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鄧小平再次動用年廣九這一“符號”，又一次救了年廣九。

　　家族企業的困局

　　1997年，一直和二個兒子分開經營的年廣九認識到，如果全家不能齊心協力，傻子瓜子將很難取得一步的發展。于是，在這一年，傻子集團正式宣告成立。一家人終于“擰成了一股繩”。但好景不長，“傻子瓜子”之父年廣九因自己僅任“空有榮譽、沒有實權”的董事局主席而心中不悅，聯合集團公司僅成立一月余，年廣九就借機發難，砸了牌子關了門，并揚言要向兩個兒子索賠“商標侵權”造成的損失數千萬元。

　　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一方面是年廣九自身性格的因素，還有就是他家庭的極端不穩定。四次結婚的經歷，讓他和兒子之間的關系已不再那么緊密，而“傻子”品牌的所有權更是讓這個大家庭一次次陷入迷局。

　　在經歷與第二任妻子的商標爭奪戰之后，或許是因為年紀，或許是因為親情，年廣九終于決定將“傻子瓜子”的一切權利通過公正的方式賣給了自己的兩個兒子。

　　賣出商標后，年廣久前往鄭州開廠。但是年廣久希望借賣出商標，讓這個家庭再次走到一起的想法并未實現。兩個兒子依然各自經營著自己的傻子瓜子，偶爾還會搞搞價格戰。

　　直到2005年11月，43歲的年金寶意外身亡，再次導致了家產之戰。雖然最后年廣九與發妻、兒媳取得了大兒子的財產繼承權，但連年升級的家庭紛爭和作坊式的經營方式讓那個曾經在80年代初，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家喻戶曉的傻子瓜子再也難現輝煌。

　　中國榕樹式的家族繼承模式決定了其今后必然的命運。受自己知識局限的年廣九不但沒有解決好繼承的問題，反而讓這個問題更加的混亂。

　　2007年，年廣九決定再次出山，并豪言20億的銷售目標，但對于沒有現代公司意識。缺乏企業管理經驗的他來說，經過了歲月的變遷和市場的洗禮后，傻子瓜子能否再次走向輝煌，將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蕪湖市市委書記金庭柏對年廣九的評價是，精明的個體戶，蹩腳的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