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征多收 縮小收入差距從強化稅收調控入手

每經記者  徐奎松

　　年中宏觀經濟觀察之五·收入分配

        今年以來，有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問題，一直是國人關注的熱點。因為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和職工收入比例的嚴重不均衡，已經讓收入分配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在一次分配中，財富過多地向政府和企業集中，相當一段時間來，財政收入每年都以超過30%的速度遞增，企業利潤也快速增長，一線職工的收入增長卻極其緩慢，部分地區的工資連續5年沒有變化。因此出現了財政收入快于企業收入，企業收入快于職工收入的不均衡財富分配模式，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

        有什么辦法能最有效地分配好財富這塊大“蛋糕”？今年已經數度傳出制定中《工資條例》即將出臺的消息，但是至今仍無下文，可見各方博弈激烈。今天我們邀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資所所長蘇海南、發改委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研究員張茉楠，就如何分配好財富這塊大“蛋糕”進行分析討論。

初次分配

政府應加強行政干預

        NBD：到7月份，社會上要求調整收入分配的呼聲越來越高?！度嗣袢請蟆飞踔琳f收入差距問題已到了容忍紅線。大家都知道，要調整好收入分配問題，涉及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分配、高收入群體、壟斷國企收入，以及社會保障和稅種調整等方方面面。時下，就縮小收入差距究竟采取什么辦法最好，從《工資條例》難產，就可以看出各方仍然沒有達成一致。能否從財政收入、企業收入和個人收入三者的關系，來調整收入分配？

        蘇海南：應該可行，在初次分配領域，從財政、企業和勞動者分配關系入手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是最直接的辦法。

        當前在我國，要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主要應從初次分配入手。因為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在初次分配中形成的，只有解決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中的缺陷，才能根治問題。二次分配調節盡管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不可能彌補初次分配中存在的制度與機制的缺陷。而且，初次分配與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緊密聯系在一起，受經濟社會弊端的影響也大，從這里入手，有利于推動標本兼治。

        這些年來值得我們反思的是，我們以往對初次分配存在一個認識誤區，認為初次分配就是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政府不要干預。但是，市場機制是只追求效率的，在市場不完善情況下，是無法形成各種要素的均衡價格機制，也無法體現收入分配的公平正義的。實踐證明，初次分配如缺乏必要的宏觀調控，必然造成分配不公。這次金融危機的華爾街高管們，通過創造多種金融衍生品，騙取全球股民乃至美國政府的大量金錢等，恰恰出現在初次分配領域。結果迫使美國政府和歐盟出手對金融業及其高管們的薪酬等做了一系列限制。

        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時間不長，存在的問題還很多。因此，在初次分配中既要讓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作用，同時也需要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二者相互補充。溫家寶總理說的要發揮財政、稅收在初次分配中的調節作用，就是這個意思。

        張茉楠：近些年外界普遍認為財政儲蓄過高，實際是由政府和企業的儲蓄過高導致的。居民收入過低，理論上就是政府和企業的高儲蓄沒有及時轉化為支出，企業沒有及時把利潤轉化為分紅。刺激消費來降低居民儲蓄，從收入分配角度看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所以，如果不下大力氣治理政府和企業的高儲蓄率，是不會改變目前收入分配拉大的局面。

        NBD：從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間，財政收入、企業收入和個人收入三者的增幅差距有多大？

        蘇海南：在初次分配中，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分析看，職工工資增長速度比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慢了不少，比企業利潤增長速度也慢許多；財政收入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20%多以上，遠遠高于人均GDP的增長速度，也高于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最快，企業收益增長也快，而居民收入的增長較慢。正是這種增長速度的不協調，導致了居民收入、勞動報酬兩個比重偏低。

        張茉楠：從1992年到2007年財政收入從31%上升到44.2%，比金融危機以前提高了13.2個百分點。同期的居民收入從31.1%上升到37.9%，上升了6.8個百分點。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現在，企業收入幅度一直保持30%以上，企業利潤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攀升。

少征多收

從調整企業利潤分配入手

        NBD：縮小收入差距，實際上重點是提高一般工薪階層的收入。而一般工薪階層大概90%就業在各類企業里。那么，最直接的辦法是不是使企業讓出一部分利潤來提高工資，政府用宏觀調控的方式給予調整，能不能做到？

        蘇海南：調整企業與勞動者的分配關系，企業讓一部分利潤給勞動者，對提高員工的工資收入最直接、最有效。但是，在初次分配中，政府、企業和勞動者三者的利益是連在一起的，相互牽扯、相互影響，特別是在政府與企業分配關系未理順的情況下，企業與勞動者的分配關系就難以理順。因此，在這一前提下，就應雙管齊下，在調整企業與勞動者分配關系的同時，相應調整政府與企業的分配關系。這樣操作起來才更能有效。

        “少征與多收”應該相結合。“少征”，就是要下決心對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減免稅費。因為中小企業是解決就業的主體。在減免稅費的同時，建立起勞資雙方平等協商制度，形成職工工資增長機制，促進員工工資合理適度增長，這是提高低收入員工工資水平的很重要一環。

        “多收”，就是對國有企業包括通過行政權力、資源占用、市場控制等獲得超額利潤的企業，盡快建立健全利潤上繳財政制度以及資源占用稅制度，來調節好國家與國有企業的分配關系。

        現在國有企業每年度利潤有萬億元進賬，都留在企業。財政部現行給國企利潤上繳制度分出三個檔次：最多的上繳10%，競爭性的上繳5%，一些特殊企業不繳。而且就這三個檔次的利潤上繳制度也基本沒有嚴格實行，沒有對國有企業全覆蓋。所以，中國的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利潤非常豐厚，收入來源很足，其員工的工資待遇就高。因此，應該在目前10%和5%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上繳利潤的比例，并且要嚴格按照制度規定實施，同時加強社會監督。

        張茉楠：現在，我國出現了資本剝奪勞動的問題。讓企業自身主動增加員工工資可行性幾乎沒有。應該從宏觀面建立  “收入倍增計劃”，讓企業利潤增幅與員工工資增幅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然后用宏觀政策進行調整。國家如果不做，企業肯定沒有動力。在財政、企業和個人三者之間，首先調整企業的利潤再分配是直接可行的辦法。增加福利分配、提高員工社會保障、人力資源規劃和對員工技能培訓等都是增加員工收入的直接收入和間接收入的辦法。

優惠政策

鼓勵企業建立工資增長機制

        NBD：企業一旦拿出一部分利潤作為工資分配給員工，就有可能面臨著生產成本上升、困難加大?？刹豢梢酝ㄟ^修訂《企業所得稅法》，減少企業稅種和稅負？

        蘇海南：通過減稅來扶持企業給職工加工資肯定是可行的。但《企業所得稅法》必須經全國人大重新討論、研究和修改，可能是一個很長的過程，而且剛剛統一修訂內外資企業25%所得稅率，馬上就修改不合適。我認為，立竿見影的做法是研究制定一些政策，對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減免稅費，而且在營業稅和增值稅等也要給予一定幅度的減免。

        當然，我們必須通過制度來建立職工工資增長機制，規定凡是建立了工資增長機制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才可獲得稅費減免的優惠。

        結束語：通過與你們的交流，我們認為，重新調整收入分配，除了管制“非法收入、灰色收入和權利尋租收入”，補給底層收入之外，通過對初次分配的有效干預，或許是最直接見效的手段，謝謝你們。

　　對話記者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徐奎松

　　對話嘉賓

蘇海南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部工資所所長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

        預測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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