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問”之三：劉易斯拐點是否真的已經到來

每經記者  李澤民  發自北京

    從“人找工作”到“工作找人”的轉變，是否意味著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

    上個世紀，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即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剩余勞力向非農領域的轉移，勞動力將會變得短缺。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勞動力短缺的轉折點就被稱為劉易斯拐點。

    3月3日開始的2011年全國“兩會”上，針對我國多地用工荒的討論不絕于耳，這個自2003年開始就已出現的現象，魔咒般地持續了8年多的時間。用工荒現象是否意味著劉易斯拐點已至？早在4年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蔡昉認為，這個拐點已經到來。3月4日，蔡昉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仍堅持這一觀點。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認為，從局部用工荒到如今的全面用工荒，表明中國經濟已經臨近劉易斯拐點。

    勞動力稀缺導致的成本上升，正在倒逼中國經濟發展走上“轉型”之路。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推動經濟盡快走上內生增長、創新驅動的軌道。

“拐點”來了嗎？

    廣東缺口100萬、安徽缺口25萬、山東缺口20萬……2011年開始不久，從東南沿海直至中西部，用工缺口連環出現。

    這場發生在春天里的用工荒，使得各地上演“搶人大戰”。與往年不同，中西部地區也在勞動力的緊張中，開始了一場與東部制造業重地“留人”的角力。

    根據公開資料，2011年春節后中國整體用工缺口在10%到20%，最低工資上調成為各地競相爭奪勞動力的必要之舉。

    似乎在一夜之間，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結束，以往給予經濟發展以極大便利的人口紅利優勢漸漸式微。

    蔡昉認為，現在出現的這種勞動力短缺，以及農民工工資連續數年時間的增長，都說明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

    3月4日，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對外稱，原以為再過5年劉易斯拐點也不會到來，但沿海的用工缺口告誡我們，這一拐點可能提前到來。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判斷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應該站在兩個角度判斷：勞力結構和工資變化。劉煜輝說，現在許多人都是站在工資變化的角度來認定劉易斯拐點的到來，確實從2006年開始，勞動力工資上漲很快；但就人口結構而言，在2015年人口才能出現“零增長”。

    用工緊缺的狀態，增強了農民工用腳投票的可能性，各地的工資出現普遍性上調，我國東西部企業用工的工資待遇差距正在縮小。因此權衡之后，農民工更愿意選擇臨近就業，整體轉移的速率和頻次本能放緩。根據日本、韓國等國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在第一產業比重沒有降至5%，第一產業勞動力就業比重未下降至10%之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快速轉移并未停止。

    而當下的中國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10%，這一產業所占的就業比重高達39%。

    因此，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袁志剛認為，中國大量的勞動力轉移仍舊存在，劉易斯拐點并未到來，在來之前，中國還存在一個勞動力轉移的制度拐點。意即橫亙在2億多農民工眼前的還有戶籍、土地、住房、醫療以及社會保障系統的不同程度制約，阻礙了轉移。

    持類似意見的還有河南省省長郭庚茂，3月6日，這位勞動力輸出大省的省長對外指出，“出現用工荒就說中國已經面臨劉易斯拐點是個誤區，根源在于勞動力技能結構的問題。”

“荒”在結構性

    中國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究竟如何？普遍觀點認為，仍然處在供大于求的狀態。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認為，目前我國每年新增2000多萬人需要就業，而我國新增的就業崗位遠少于此。

    3月6日，蘇海南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指出，現在只是結構性的用工荒，勞動力并非出現整體短缺，中國正在臨近劉易斯拐點。

    “這與這些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變化和調整、經濟布局的變化和調整、收入分配比較利益關系的變化，以及農民工的人員構成發生變化等因素有密切關聯。”蘇說。

    劉煜輝也表示這種“荒”的確出在結構上面，如今農村剩下的更多是老幼婦孺，適齡的勞動人口進入工業部門，但種種因素導致他們不能成為城市居民。

    另外的現實是，35歲以下的勞動力供不應求，而這個年齡以上的大批勞動力，“反而找不到工作，并沒有實現充分就業。”劉說。

    根據此前深圳市的調查，八成以上的勞動崗位要求年齡在35歲以下。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課題組的研究也表明，如今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在28歲左右。

    加之產業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企業對于人力資源的需求發生改變，擁有技術專長的勞動力被熱捧。盡管這一群體“質”優，但是“量”少，招工難的現象還在持續。

    譬如，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鄧維龍指出，廣東結構性用工短缺的狀況是：大企業不缺，中小企業缺；普工不缺，高級技工缺；長期穩定的工不缺，季節性的缺。

    此外，劉煜輝通過研究發現，中國有效勞動力供給的增長是非常緩慢的，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出現負增長。即在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中形成的勞動力，不能滿足現在勞動力的需求。

    蔡昉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2015年，16~64歲的勞動力將停止增長，在2004年到2011年間，其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減少。

    基于此，預計人口紅利在2015年消失，劉易斯拐點或才真正到來。而現在出現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上漲，只是結構性用工短缺的一種表現。

    劉煜輝認為，在人口結構之外，造成用工短缺還有一個原因是，“這些年貨幣的超量效應，使得土地和房產出現泡沫，這讓城市的生活和經濟成本大幅提高。”

    這種情況，對勞動力形成了一種“擠出”，從而吞噬著中國人口紅利。

紓解“用工荒”

    如何延長中國的人口紅利？劉煜輝建議，應該將40歲以上的勞動力繼續納入整體就業市場。

    他認為，國外的服務行業里面，40歲以上的勞動力比比皆是。而中國目前的勞動力構成還是傾向于青壯年。

    在如何紓解周期性出現的用工荒方面，蘇海南提出兩種解決的辦法:一是用工方要合理提高勞動者工資待遇，增加就業吸引力；另一方面，企業要考慮產業產品的更新換代或升級，政府也要考慮產業布局的調整轉移。

    蘇海南認為，還應加快城鄉統籌，加快打破城鄉分割管理，讓農民工能夠在城鎮就業中比較順利地融入城鎮，消除農民工候鳥式心態。

    他認為，政府給予企業的扶持必不可少，“如果企業在短時期內難以轉型，卻又有利于解決就業問題，政府就應進一步加大對其稅費減免力度。”

    黃奇帆指出，解決用工荒，根本出路在于農民工的戶籍制度改革。重慶市的做法是，“第一，凡在重慶主城落戶、工作的農民工，三五年我們就讓他有戶籍；第二，不管你有沒有戶籍，你還沒落戶時我就有公租房給你住，你有了戶籍當然更有住房給你住，這樣就使農民工有了很好的生活環境。”

    3月5日，“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公布，到2015年，城鎮化率由現在的47.5%提高到51.5%。

    另外，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稱，要“因地制宜，分步推進，把有穩定勞動關系并在城鎮居住一定年限的農民工，逐步轉為城鎮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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