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不能在污染懸案前作壁上觀

◎鄧海建

有人說，2013年才是中國的“生態元年”。從頂層設計中的“美麗中國”，到山東濰坊的地下水懸疑，今天的中國，第一次集體進入了生態環保敏感期。眼下，污水直排地下事件尚待進一步挖掘真相，地方企業排污又添新樣本：上海一家蘋果代工廠，被曝出河水污染一事；山東濰坊昌樂縣一個造紙廠被指暗中地下排污。

當河清海晏的生存環境，被五顏六色的污染所替代時，權力監管當然是首當其沖的問責對象。然而，對公權的苛責與對企業的關切，不應是舍誰取誰的關系。從霧霾到地表水，從土壤到地下水，污染事件首先是企業社會責任的缺失。所謂“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責任。

我國市場機制建立健全的20多年，我們熟諳了斯密的《國富論》，將逐利思維在市場交易中演繹得淋漓盡致。然而，當市場自發調節的手無法解決諸多社會問題的時候，我們才認識到那句話的精準——“經濟學回到它的起點，就是沒有辦法離開道德”。聽起來有些矯情的話，翻譯過來，就是我們吁求不得的“血管里的道德血液”。污水橫流、毒氣漫溢，這是無下限的逐利模式。而放眼國際社會，大企業之“大”，并不僅僅在于盈利能力：譬如美國英特爾，投資了超過一億美元用于水資源保護計劃，該計劃幫助節約的水足夠裝滿4615個奧運會標準游泳池；英國巴斯夫，生產基地一直與周邊相鄰社區保持聯系，共同分享信息并回饋他們的環境要求。

肆無忌憚的污染，是企業人格化的失敗，反過來說，也許是其工具理性的癲狂。在看得見的污染背后，必然對應著人文規則的潰壞。說得更直接一些，一個污水橫流的企業，你能指望它的產品質量是“以人為本”的？你能判定其官商關系是清白無虞的？污染上的蛛絲馬跡，對應著企業社會責任，更對應著企業的行為模式。199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一直在傳遞一個常識：即一味宣揚“利潤最大化”是危險的，而現代西方經濟學支柱之一的 “帕累托最優”是不可能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人的行為與道德密不可分。對企業而言，理固宜然。

當然，辨析今日中國的企業污染議題，除了主觀上社會責任的缺失，客觀上也是因為轉型困難的倒逼。這是一個不容規避的現實：中國是“世界工廠”，卻不是世界制造業中心。粗放型企業不計其數，拼人力、拼規模，卻不可能拼資本與技術。《2012年中國薪酬白皮書》稱，全國各行業離職率中，制造業的平均離職率最高，達到35.61%，其次是綜合服務業和工程建設行業，分別是34.84%和30.20%。在這個發展階段上，企業要素整合的能力，即便沒有“融資難”作祟，在人力成本上也可見一斑。一旦遇到外部市場疲軟，譬如2012年的歐債危機陰霾不散，加之美國連續對中國產品發起“雙反”和“337調查”，出口依賴程度較深的中小企業，難免生存更難。但即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社會生態環保的理念卻不可能因之而止步，宏觀經濟轉型的需求也是箭在弦上——“亂排污不對”，這道理人人都懂，但不排污，如何成活？

事實上，在微博或平媒上被曝光的污染企業，基本是清一色的工業制造業。這也許是中國“發展中的煩惱”，也是亟待扭轉的社會現象。權力部門自然要努力作為，而作為直接責任的企業，恐怕只有通過刮骨療毒的方式去忍痛轉型、履行好企業社會責任，利潤才會走得更遠，而我們每個人都無可幸免的生態環境，才會有改善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