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區域競爭破解發展速度難題

■35年的經濟改革重新書寫了改革在中國的歷史。改革在中國有了新的命運，中國也因改革而新生。在這35年里，物品市場乘改革的春風，重返神州大地，舊貌頓時換新顏?；蛟S下一個35年會給中國改革另一次機會，迎歸思想市場。

■隨著現代經濟對知識的依賴度越來越高，思想市場已成為經濟的命脈。中國經濟缺乏創新是結構性的硬傷。我們只有在經濟結構上才能找到問題的癥結，才能解釋為什么千千萬萬靈巧、堅韌、埋頭創業的中國企業家群沒能推動整個經濟體系的創新。知識創新是經濟創新的基礎，而思想市場的缺位正是中國經濟創新乏力的根本原因。

■中國經濟大轉型的一個難解之題是它的發展速度。解開這其中的奧妙，區域競爭是關鍵。簡而言之，中國經濟在區域競爭過程中演繹了一出“空間換時間”的乾坤大挪移，利用中國地廣人多的空間優勢加快了改革速度，快速突破了制約經濟增長的知識瓶頸，造就了中國經濟大轉型的奇跡。

彈指一揮間，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30多個年頭。在過去30多年里，我們不經意間經歷了一場亙古未有的經濟大變局。這個歷史性的經濟巨變至少包含四個層面，從傳統農業經濟到現代工業經濟的轉變，從貧窮到小康的轉變，從統制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從區域割據、封閉性經濟到全球開放性經濟的轉變。海外西方學人謂之“中國經濟大轉型”。而且，這場經濟巨變一方面被壓縮在局促的時間段里，另一方面又在神州大地這塊廣袤的空間里恣意飛揚，令人目不暇接。中國市場經濟終于姍姍到來，在20世紀末一躍登上了世界歷史舞臺。

改革開放不僅孕育了中國的市場經濟，而且對市場經濟全球化居功至偉。在1976年，中國是貧窮落后的代名詞；在國際舞臺上，“華約”、“北約”爭鋒對峙，冷戰正酣，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分天下。中國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末大膽地轉向市場化，給計劃經濟致命一擊。當蛇口工業區在1979年破土動工，向海內外招商引資，世界為之嘩然。中國經濟改革比英國首相撒切爾和美國總統里根在西方掀起的“去管制化”浪潮先行一步，而且立竿見影地顯示了市場經濟的勃勃生機。計劃經濟的喪鐘也由此敲響了。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市場化已成為印度、越南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改革的北斗星。

為了厘清中國改革開放的來龍去脈，科斯先生和我歷時近四年，完成了《HowChinaBecameCapitalist》一書(RonaldCoaseandNingWang，HowChinaBecameCapitalist，London，PalgraveMacmillan，2012)。中文譯本翌年由中信出版社推出，改名為《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日文、德文、意大利文譯本也相繼問世；而俄文和土耳其文譯本也在準備之中。“中國經濟大轉型”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強音。這個至今令人難以置信的“中國奇跡”不僅僅屬于中國。我們力求事求其是，語求其實，真實地記錄這段改變了歷史的歷史，客觀陳述市場經濟在中國一路走來的艱辛和巧合。在收集材料、閱讀文獻和寫作過程中，我們發現不少有關改革的程式性論述似是而非，對理解中國改革啟發不足。我們秉筆直書，無意標新立異，但求自成一家之言。

區域競爭破解發展速度難題

中國經濟大轉型的一個難解之題是它的發展速度。一個泱泱大國，每個省份就人口而言可與不少國家匹敵，且不說巨大的地區差異，能在二三十年里從統制經濟跨步到市場經濟，的確前所未有。享譽海內外的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差不多是唯一成功地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預見到重開門戶的中國一定會步入市場經濟的學者，但隨后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也讓張教授連連吃驚。解開這其中的奧妙，區域競爭是關鍵。

簡而言之，中國經濟在區域競爭過程中演繹了一出“空間換時間”的乾坤大挪移，利用中國地廣人多的空間優勢加快了改革速度。制約官方改革的首要因素是意識形態。但是，中國一旦回到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改革的主要瓶頸便是知識貧乏。這既包括很多技術層面的專業知識，諸如“看不見的手”怎樣調節市場供求，如何界定產權，國際資本如何運轉等等；又包涵更多地方知識，即一時一地、轉瞬即逝的經濟信息。在改革之初的中國，政府官員和企業管理人員對市場經濟的知識幾乎空白。

幸運的是，在民間，在公有制經濟的鐵手銅臂伸不及、掩不住的邊緣地帶，市場在狹小的空間里頑強地掙扎。改革就是把中國還給市場。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的“邊緣革命”打破公有制一統天下的壟斷局面，給市場松綁，那么，90年代伊始的區域競爭則是給市場建高速。誠如哈耶克所言，競爭即是發現知識的過程；同時，競爭也是經濟變化內部衍生的動力，從而不斷創造知識的過程。企業競爭迫使企業家創新，以最低成本提供消費者最中意的產品；區域競爭引導地方政府競相為市場搭臺，為企業家創業服務。在改革之初，有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三角模式之爭。在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中,山東諸城模式、長沙模式、上海模式也曾爭奇斗艷。地方競爭猶如千舟競發，大家都憑借本事和運氣，摸著石頭過河。各地方政府在市場經濟的海洋里摸索，探尋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昔日“一刀切”的慘痛教訓讓中央政府學會因地制宜的道理，因此無心把某個地方模式強行在全國推廣。同時，地方官員對于它地模式也只是實地取經，多方借鑒，并無邯鄲學步之意。

區域競爭其實貫穿整個改革年代。在改革初期，由于中央“摸著石頭過河”，地方政府一直是改革的先鋒。20世紀70年代末，廣東、安徽和四川等地率先破除舊習，開改革之先河；20世紀80年代初期，廣東、福建、貴州、蛇口、深圳是改革的排頭兵?？缛?0年代后，在新的經濟體制改革浪潮的沖擊下，地方經濟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很快被打破。中國經濟逐漸融合成一個開放的共同的市場體系。當全國32個省級政府、近300個市級政府、2千8百多個縣級政府、近2萬個鎮級政府和近1萬5千個村級政府都企圖筑巢引鳳，招商引資，搭建工業園以發展地方經濟之時，神州大地搖身變成一個巨大的市場經濟試驗室。企業家們盡可放手一搏，或大展宏圖，或另起爐灶。各種不同的經濟試驗同時展開，相互競爭，相互借鑒?？尚械慕涷灪褪〉慕逃柤磿r傳開，反饋給整個系統，為下一輪的經濟試驗提供參考。各地不同的經濟試驗不斷發現和創造新的知識，同時也在不斷更新的知識積累中更上一層樓。

實踐出真知，但知識積累需要時間。如果多種不同的實踐齊頭并進，知識積累便有了時間和空間兩個緯度。拿拼圖游戲打個比方，一個玩家可以不斷試誤，憑他的經驗和判斷，逐漸把雜亂無章的碎片拼湊成一幅完整的圖畫。對任何一位玩家而言，熟能生巧，時間是決定技能和知識積累的主要因素，雖然不同玩家的學習速度不一。現在，假設有十位玩家需要在最短時間里完成一個嶄新的拼圖游戲。一種方法是在十位玩家中根據他們過去的表現找出最棒的，然后把任務交給他完成。這個方法合理可行，優于很多其他選擇(諸如挑選經驗最豐富的玩家，最愛國的玩家，與拼圖游戲的廠家是老鄉的玩家，等等)。但是這樣讓另外九位玩家作壁上觀，浪費太多的人力資源。況且，由于這是一項全新的拼圖游戲，如何十里挑一，找出最有勝算的玩家并非易事。一個較為民主的選擇是采用“車輪戰法”，讓十位玩家依次出場，每人3分鐘，直到拼圖成功。這樣安排可以集思廣益，吸收旁觀者清的優勢。但不同的玩家有不同的想法和策略，不可避免出現前后矛盾，甚至上家拼圖下家拆的局面。第三個辦法是讓十位玩家同時上場，每人一幅拼圖，各自獨立作業，但大家可以互相觀摩。這種安排顯然更好地做到了群策群力，才盡其用。十個不同的拼法同時競爭，玩家們可以時時比較自己和他人的方法和進度，互相啟發和學習。在第三種方案中，知識積累不再是一條時間線上的延伸，而是立體的全方位型的擴張。知識可以在短時間內爆炸性增長。從知識增長的角度看，把空間當作時間使。在區域競爭過程中，中國經濟一時百花齊放。借助“空間換時間”，中國快速突破了制約經濟增長的知識瓶頸，造就了中國經濟大轉型的奇跡。

官方改革與民間改革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中國改革是千千萬萬普通老百姓走出公社，走出單位，走出公有制，重獲經濟自由，獨立創業，迎接競爭，融入國際勞動分工的歷史。

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經濟政策。從《十年發展綱要》到“新八字方針”，從“放權讓利”、“增強企業活力”到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從財稅改革、外貿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到物價改革，中國政府主導的改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中國改革一直有兩條戰線，官方改革與民間改革。在改革初期，分田到戶和鄉鎮企業是中國農民的發明；城市個體工商戶和民營企業大多是各種待業或無業人士自謀生路，養家糊口的結果。而政府的主要貢獻是革舊迎新：清除“左”的遺毒，擺脫意識形態的桎梏，修改過時的法規，頒布新政策。

在1979年“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新八字方針的指導下，中國經濟進入大調整。在農業方面，國家一方面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減免農業稅，另一方面減少糧食征購而擴大糧食進口；同時，迅速恢復自留地，農貿市場，并加強農用物資生產。在工業方面，大幅度削減基建項目和重工業投資,擴大輕工產品，尤其是日用消費品生產，加強民生建設(提高工資待遇，緩解住房難)。在外貿方面，打破外貿部對進出口的壟斷。在財稅方面，實施“分灶吃飯”，調動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在經濟大調整的同時，政府選擇了國有企業為改革的第一個突破口。其目的是通過“放權讓利”擴大企業自主權，增強企業活力。新八字方針作為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一直持續到1985年。官方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調整國民經濟中結構性失衡，同時給基層組織包括城市國有企業和農村生產隊一定的自主權。

而真正讓企業家精神重返神州大地，讓自由市場和私營企業遍地開花而直接推動中國經濟市場化的力量源于體制外的民間改革。分田到戶是忍饑挨餓的農民擺脫饑荒的通常手段，鄉鎮企業是農民離土不離鄉，就地創造就業機會的發明，城市個體工商戶是待業青年自謀出路的結果。這些民間改革我們稱之為“邊緣革命”。在當時，官方改革雖然得到政府的保駕護航，但處處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和現有體制的制約。而“邊緣革命”雖然飽受政策上的歧視，卻享受更多的運作自由，也時刻面臨市場的選擇和淘汰。于是，設備和技術均落后于人的鄉鎮企業能完勝國營企業。又譬如，官方推行的農業改革通過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確增加了農民收入，擴大糧食進口和減少糧食征購也成功地緩解了農業的壓力。但是這些官方改革絲毫沒有觸及集體農業的兩塊基石——統購統銷和戶口政策；農民依舊從屬于生產隊，遠不是自由經濟人。而真正把農民從集體經濟中解放出來，給他們擇業自由的是他們自創的分田到戶和鄉鎮企業。

經濟改革的第一階段(止于1988年)主要是打破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壟斷，歡迎企業家、市場和私營企業重回神州大地。第二階段(始于1992年)則以建立市場秩序為主要標志。在鄧小平南巡之后，“下海潮”席卷全國，民營經濟如火如荼，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更重要的是，1992年價格改革結束了價格雙軌制，1994年財稅改革簡化稅制，隨后的國企改制斬斷了地方政府和當地企業的利益鏈。這些改革不但為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拓寬了道路，更為重要的是清除了地方貿易壁壘，整頓市場秩序。此后，地方市場逐漸整合，全國形成一個共同市場和經濟共同體。所有的企業接受同一個產品市場的約束；相同的競爭原則保證企業優勝劣汰。到20世紀90年代末，市場經濟在中國已然成形。

缺乏創新是中國經濟的致命軟肋

很難想象市場經濟在中國會有一個更輝煌奪目的開始。但是，經過三十多年持續的經濟增長，中國仍是一個中等發展中國家。以人均GDP來看，中國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剛剛揚帆啟程的中國市場經濟還有漫長的征途。但目前中國經濟有一個致命軟肋：缺乏創新。18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和19世紀的美國工業革命創造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產品和全新的產業。相比而言，20世紀的中國工業革命在創新上卻乏善可陳。這不是否認中國企業家百折不撓的創新精神。鄉鎮企業產品能漂洋過海，幾乎沒有任何工業基礎的溫州一躍成為中國小電器、服裝、鞋業和其他產品的生產基地，最近十年湖南邵東取代廣東和浙江而成為中國“打火機之都”。這樣的故事在中國改革浪潮中層出不窮，不勝枚舉。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些故事背后中國企業家頑強的學習和創新能力。但是，目前中國經濟的整體創新能力疲軟是個不爭的事實。對普通美國家庭而言，他們的日常生活離不開“MadeinChina”，但他們很少有人說得出任何中國品牌。中國的出口產品也是中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大多是“貼牌加工”。這種“有產量無產品”的窘困曝光了“世界工廠”桂冠下的寒磣家底。除了生產成本的優勢，中國有多少出口企業能夠靠自己研發的產品獨步天下？

中國經濟缺乏創新是結構性的硬傷。我們只有在經濟結構上才能找到問題的癥結，才能解釋為什么千千萬萬靈巧、堅韌、埋頭創業的中國企業家群沒能推動整個經濟體系的創新。知識創新是經濟創新的基礎，而思想市場的缺位正是中國經濟創新乏力的根本原因。

思想市場，猶如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是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生產要素市場，因為知識在人類從事的任何形式的經濟生產中無所不在。從采摘、狩獵、刀耕火種，到現代社會網絡化分工和機器化大生產，無不如此。但由于知識隱而不現，不僅看不見摸不著，有時甚至不可言傳，更無從計量，沒人把知識看作生產要素。毋庸置疑，知識是一種特殊的生產要素。一則，知識不會因使用而折損或消耗，享有無限期的服務壽命(除非被更好的知識所取代)。二則，語言、文字和現代傳播技術的不斷進步，知識復制的成本幾乎下降到零。再則，沒有最終最好的知識，任何知識(科學、技術、典章制度、倫理道德和藝術等等，即西哲波譜爾所謂“第三世界”)都可以永無止境地被提高和改進。繼續借用波譜爾的術語，所有知識都是假設，沒有永遠的真理。于是，如何通過競爭，甄別知識，讓知識不斷進步，更好地為人類服務，是思想市場面臨的大挑戰。

隨著現代經濟對知識的依賴度越來越高，思想市場已成為經濟的命脈。但是，中國的大學——創造知識和培育知識創造者的中堅——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卻越來越陷入行政化的泥潭，與“獨立的學術，自由的精神”漸行漸遠。讓國人羞愧難當的“錢學森之問”給思想市場多年缺位的中國一記當頭棒喝。這遲來的警鐘，或許能讓我們亡羊補牢。

根據目前通行的歷史劃分法，是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現代史的第一頁。毫無疑問，中國是背負著屈辱，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拽進現代社會的。自鴉片戰爭以降，改革似乎與中國無緣。中國猶如一片孤舟，在暴動和革命的驚濤駭浪中，從一個風頭浪尖拋到另一個風頭浪尖。上下沉浮，卻徘徊不前。35年的經濟改革重新書寫了改革在中國的歷史。改革在中國有了新的命運，中國也因改革而新生。其實，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里，中國與改革何曾須臾相離？“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這35年里，物品市場乘改革的春風，重返神州大地，舊貌頓時換新顏?；蛟S下一個35年會給中國改革另一次機會，迎歸思想市場？誠如是，中國一定會給世界更大的驚喜。

(作者早年就讀北京大學，后赴美求學，獲芝加哥大學博士。自1998年起擔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哈利.科斯助手，并與其共同完成《變革中國》?，F任美國科斯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及浙江大學科斯經濟研究中心國際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