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專訪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中國人口有5~10年的負增長過渡期，將輔助生殖逐步納入醫保

每經記者 張懷水    每經編輯 陳星    

人口問題是時下人們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包括一老一小、撫育、贍養等多個方面。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等。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1年末，全國人口14.13億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死亡人口1014萬人，凈增長48萬，自然增長率為0.34‰。

凈增人口48萬人，這一數據創下近60年以來的最低。從更長的時間來看，2011~2015年，中國年出生人口數均在1600萬之上。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后，當年出生人口達到1786萬人。然而從2017年開始，中國新出生人口數量出現顯著下滑。

去年7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公布，明確提出積極穩妥推進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從“單獨兩孩”“全面兩孩”到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我國人口政策近年來經歷多次重大調整。政策的放寬能否緩解當前人口壓力？中國人口負增長的拐點何時到來？未來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還有哪些可以改善的空間？

針對這些熱點問題，《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進行了專訪。

中國人口已進入“零增長”區間

NBD：2021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2022年中國人口是否會迎來負增長？

賀丹：我所在的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一直在做人口趨勢的預測并提出一個概念——如果我國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正負100萬人，就可以稱為“零增長”區間。

目前來看，中國人口已經步入“零增長”階段。當然，人口數字是不斷變化的，但總體而言，我們已經進入這個區間。

從2017年開始，中國新出生人口數量出現顯著下滑

從實際情況來看，無論是出生率還是死亡率，均在不斷波動。隨著醫療技術、服務水平的提高，老齡人口壽命在延長，死亡率和死亡人口也在不斷變化。即使我們進入了負增長，接下來也有可能變回正增長，所以負增長階段在一定時期內是不穩定的。

這個過渡期有多長，我認為有可能是5年，也有可能是10年。中國人口數量處在重大的轉折期，也處于波動比較大的時期。我們以中性的態度去看待人口增長是有好處的，也是科學的。

NBD：您曾表示，中國低生育率的深層次原因是高齡少子化，為什么會出現這個現象？能否通過政策干預來緩解？

賀丹：高齡少子化是人口和經濟社會互動的一個必然規律。近年來，我國人口預期壽命不斷延長，高齡人口不斷增加，但育齡婦女總數在減少，生育意愿也在降低。生育決策是一個理性的過程，對個體而言，人們通常要考慮現在生育是不是合適、能不能負擔得起、能不能承擔養育孩子的壓力。

高齡少子化是自然法則，是不可逆的。因為它與工業化、現代化發展進程相伴而生。盡管高齡少子化不可逆，但如果推進太快，經濟發展、社會服務體系以及生活方式可能都會難以適應這樣的變化，就會對社會帶來較大沖擊。

因此，政策引導的目標就是使它平緩變動，不要太劇烈，讓個人家庭對這一現象有一個適應的時間，進而使經濟社會制度建設，以及社會保護制度建設能有更長的“窗口期”。

輔助生殖可有序納入醫保范圍

NBD：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實施后，社會普遍更加關心有哪些支持政策，比如是否會取消社會撫養費等。您如何評價當前國家優化生育政策的導向？

賀丹：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國家優化生育政策導向的第一個含義是取消限制性措施，滿足群眾多元化的生育服務需求。有的人把它理解為一定要多生，這是片面的。我認為國家出臺的是一個包容性的政策，有的家庭愿意生三孩、有的愿意生二孩、有的不愿意生，都可以。

因此，我們要全面準確理解中央《決定》。有些人關心生育、撫養三孩到底能拿到多少補貼、獲得多少好處。其實這些都不是政策出臺的本意。

我的理解是，這次政策最重要的就是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實際上主要目的是凝聚社會共識，在支持生育方面出臺更多元化的政策措施。

比如在托育服務、嬰幼兒照護方面有一些做法，在促進家庭和諧幸福方面也有很多政策指導意見。所以，此次政策核心目標并不是一定要鼓勵大家多生，而是促進家庭的和諧幸福，幫助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實現他們的生育意愿。

我們要全面系統地理解中央《決定》，它首先是取消限制性措施，其次是對生育支持政策的構建。政策效果從影響人們的生育意愿到最后的生育行為，有一個時間過程，不會政策發布后立馬就在生育水平上體現出來。

目前我國生育率較低，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未來生育水平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支持的力度。

2021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持續降低，中國人口已經步入“零增長”階段

NBD：您曾提出擴大輔助生殖技術服務的可及性，此前有觀點表示應該放開對單身女性的凍卵服務，對此您怎么看？

賀丹：中央《決定》提出，規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用。就目前來講，我覺得重點有幾個方面，一是加強醫學研究。從生理角度看，生育對女性而言是一個痛苦且有危險的過程，尤其對于年齡較大、身體素質不太好的女性，成功率會下降。

二是擴大輔助生殖技術服務的可及性，降低服務成本，逐步將其納入醫療保險范圍。目前無論是醫療保險還是生育保險，都承擔了很大的生育支出壓力，所以要加強政策研究，通過規范診療，逐步滿足群眾在輔助生殖技術方面的需求。

至于凍卵，從國家現有的政策體系來看，醫學必須的凍卵是可以滿足的。但這個過程有可能造成損傷，甚至影響未來的生育能力。此外，從政策和法律的角度看，也有可能存在一些隱患。因此，還是要依據國情和醫學方面的考量來綜合判斷是否應該放開。

把普惠入托率作為核心指標

NBD：即便放開生育限制，育齡女性不敢生、不愿生的問題仍然存在，您認為該如何解決？

賀丹：生育保障制度的概念應該比過去我們所了解的生育保險的概念更廣泛，除了生育保險以外，還有托育服務和生殖健康服務，這三大內容是未來構建生育保障政策的三大支柱。

生育保險制度的重要性社會普遍比較了解。生育保險能夠保障女性在生育期間的工資及其他待遇。相關的支持政策還包括延長產假、設立育兒假，以及延長陪產假等。

作為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不少人擔心這些假期能否得到有效落實。如果這個制度很強大，就能助推各類產假制度的落實，是保障女性在生育期間各種福利待遇的一項基本制度。

托育服務體系的建設同樣十分重要。我們發現，疫情暴發后，很多民辦的托育服務機構在運營過程中面臨困難，有一些地方是費用太高，消費者沒法承擔。還有一些地方因為各種原因收托不足，有很多的困難和問題等待我們去解決。

因為我國托育服務體系建設剛剛起步，所以呼吁和鼓勵更多的社會組織和機構參與建設。同時也建議各級政府加大對托育服務的投入力度。

此外，要參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對托育機構“磚頭、床頭、人頭”一起補，把普惠入托率作為核心指標。建機制比建托位更重要，需要統籌調配學位、托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與此同時，我們建議主要發展方向是公辦民營，托育服務機構在實際運營過程中接受政府的監管，同時享受地方政府的財政補貼，這樣，政策優惠就能真正落實到老百姓頭上。

我國幼兒園入園人數近年來一直波動變化，應把普惠入托率作為核心指標

NBD：俄羅斯、德國等通常采取發放較大規模的育兒津貼或生育補貼鼓勵生育，這對我國是否有借鑒性？

賀丹：對我國而言，關鍵要建立一套完整系統的生育保障體系，當然這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我認為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所有的限制性措施。第二步就是在能力所及范圍內，轉變過去的政策導向和思維方式。我覺得所有政策出臺的導向并非鼓勵女性為國家多生孩子，而是滿足家庭發展的需要。而宏觀政策的間接目的，最后才是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這個目標。

在基本公共服務政策層面，包括大家關心的家庭支持政策或福利政策，需要綜合考慮國家的財政負擔。因為所有的鼓勵生育的措施都應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我想這是一個長期完善的過程。目前最關鍵的是，如何落實好此前出臺的措施，包括育兒假、延長產假等。

然后就是如何將生育保險制度做強做大，生育保險本身覆蓋面比較小，籌資渠道也比較單一，企業繳費幾乎是唯一渠道，有些地方在生育政策調整后出臺了一些兜底措施，但面對未來生育保障體系多方面的支付需求，還需要加強生育保險制度本身的改革，包括擴展覆蓋面、提高保障水平等。

此外，我認為政策目標不應該是簡單的代替家庭功能，而是通過政策支持強化家庭的功能，強化家庭作為個人社會福利的一部分，起到社會保護的作用。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加強家庭文化方面的研究，同時倡導創建家庭友好文化，為高齡少子化社會的到來提供更多家庭層面的保護。

記者手記丨 放開生育限制并非鼓勵以多生來追逐政策紅利

在人口老齡化、高齡少子化趨勢不可逆轉的社會發展規律下，如何提高生育率需要切實解決育齡女性真正擔憂的問題。生育保險、托育服務和生殖健康服務是現階段可操作和努力的方向。

放開生育限制并非鼓勵大家多生來追逐政策紅利，而是滿足不同家庭對生育的不同需求，并且盡可能提供更加完備的政策支持，從而減輕年輕家庭的生育壓力。社會能形成廣泛共識，才是施政者的初衷。

記者：張懷水

編輯：陳星

視覺：劉青彥

排版：陳星 王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