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玉杰：物價“趕超美國”是成本管理之痛

瞿玉杰

        12月16日，一位名叫王佩的杭州網友與她生活在美國波士頓的朋友納納一起，聯手做了一次實地物價調查。在21種商品的價格中，杭州有12種商品貴過了波士頓。其中，肉蛋奶的價格遠高于波士頓，杭州牛奶價格幾乎是波士頓的3倍。

        （12月22日《廣州日報》）

        應當看到，王佩的調查僅僅是杭州和波士頓物價絕對數的比較。報道顯示，2009年人均收入杭州為26864元  （約合4024美元）、波士頓為32255美元，杭州的人均收入還不到波士頓的八分之一。因此，如果將這兩個城市居民的購買力和“物價收入比”考慮進去，杭州的物價實際上已經遠遠高于波士頓。試想，收入不及波士頓居民收入八分之一的杭州居民，卻要承受與波士頓居民幾乎一樣高的物價，生活負擔之重可想而知。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對于中國部分生活物資的價格貴過美國，筆者以為無須大驚小怪。實際上，在“出口退稅”政策的影響下，很多“中國制造”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低于國內市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在我國人力資源成本和居民購買力都遠遠低于美國的情形下，大部分生活物資的價格卻高于美國，無論如何都不是一種正?，F象。

        中國部分生活物資的價格貴過美國，固然與我國生產成本增加、游資炒作、人民幣升值等因素不無關系，但筆者以為，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我國社會管理的成本太高。最近，《鳳凰周刊》在《美國物價為何比中國便宜》的報道中曾分析稱，中美物價反常的背后，除了國際政治經濟分配體制使然外，更是兩國內部各自司法、經濟體制差異的結果，這種制度成本的差異體現在從生產到流通以及交易等各個環節。

        在筆者看來，我國社會管理成本太高，突出表現在行政性開支規模龐大、居民稅負過重、腐敗成本過高等三個方面。先說行政性開支。有報道稱，我國的行政開支占財政收入的比例高達18%，在世界各國中遙遙領先。必須指出的是，這一數據還不包括各級地方政府行政費用的支出。

        再說居民稅負?！稘蠒r報》最近曾報道稱，最新發布的福布斯全球稅務負擔指數顯示，中國老百姓的稅務負擔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對此，國家稅務總局予以否認。應當說，我國直接向居民征收的稅費并不重，但是很多稅費卻通過消費行為轉嫁給了消費者。有人算過這樣一筆賬：在無鉛汽油的價格構成中，就包括17%的增值稅、7%的城市維護建設稅、3%的教育費等稅費。也就是說，無鉛汽油價格中實際上有近三分之一的是各種稅費。與世界上其他一些高稅收的國家  （如法國、瑞典等）實行高福利的政策相比，我國的福利水平卻很低，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幾乎都要居民自己負擔。

        最后，腐敗成本也通過商品流通鏈條最終轉嫁到了消費者的頭上。據報道，從我國大陸運貨到美國，竟然比從廣州運貨到北京還便宜。原來，由于我國鐵路貨運超負荷，流通商要想申請一個車皮的指標，運費之外的額外公關費用竟然高達5000元~5萬元人民幣。很顯然，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成本最終肯定要均攤進物價。

        由此可見，控制物價的根本是要大力削減行政性開支、給居民減稅、嚴懲腐敗。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從制度設計上，對相關部門和工作人員如何“割肉”、讓利做出具體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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