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19 01:31:18
到今天，諸公應該看清楚了，人民幣自由浮動其實也就是止痛和退燒之類的藥，效果如何只有天知道。是升值促結構平衡，還是結構平衡去升值之“勢”，中國的經濟學家一直沒想明白，政府或許想明白了，但沒法去做。
標普調降美債評級后，人民幣兌美元升勢凌厲，很快破掉6.4大關。在美元指數相對堅挺的情況下，人民幣如此升值，其政策的主動性值得關注。
接連受到美國調高債務上限和信用降級事件的沖擊，中國央行承受了巨大壓力。3.2萬億美元的巨量儲備，考慮到市場的規模和流動性，只要中國的儲備是以官方儲備形式存在，誰管都一樣，不會有實質性比現在更好的結果。所以，中國要么徹底突破官方儲備的外匯管理體制，將外匯分散到需要外匯的私人部門手中，當然這等于實質性放開了資本項管制，意味著企業和居民可以自由將人民幣資產轉換成外幣進行全球的資產配置。在幾乎每一項人民幣資產都能輕易地捏出大把水分的當下，從某種程度上講，人民幣被高估的同義詞就是人民幣自由兌換。要么考慮如何遏制中國外匯儲備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中國央行若徹底放棄從外匯市場購買美元，儲備增長當然能降下來，但人民幣匯價會快速升到什么程度，這取決于內部累積的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壓力的一次性釋放。
只要中國央行還顧及人民幣匯率升值進度，儲備的增長就不一定能實質性地降下來，明確漸進升值路徑一般會引致套利的熱錢增加，除非內部宏觀政策發生重大的調整，去掉了實際匯率升值的“勢”。
人民幣升值之“勢”來自何方？這是問題的關鍵，而中國央行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問題。
一般的經濟邏輯是：當名義匯率被低估后，由于進水管的口徑太大，一方面刺激了出口，國內產品和服務被過度輸出，與之對應的另一方面，貨幣被大口徑輸入到國內。但是，2010年下半年至今，貿易順差和FDI以外的貢獻越來越成為中國外匯占款增加的主渠道，貿易順差和FDI占外匯占款增量比例已經下降至35%，三分之二資金的進入來自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即便我們剔除掉今年人民幣跨境結算暴增的新因素所造成的800億美元外匯占款的增加，這個比例也在50％左右。
如果說危機前中國貨幣動脈的供血量主要還來自順差，危機后，中國的貿易順差從2007年、2008年2萬億元人民幣的水平，下降至2010年的12200億元人民幣，今年上半年還不到3000億元人民幣。
理論上講，國內累積的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升值壓力，源自勞動生產率的提速。但是，這種變化并非來自于價值型和創新因素所致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結果，而是靠公共投資的高增長。世界銀行最近稱，上一個十年中國國企改制等結構性改革引致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效力已經消失。
很顯然，今天中國順差的減少并非經濟效能的改善，而是“投資”轉化為了“進口”，這非真正的經濟再平衡的發生，而是失衡的進一步惡化。2011年一季度，中國罕見地錄得季度逆差，高速增長的進口反映出經濟增長愈來愈倚重于投資，中國的保障房建設、高鐵工程、水利工程建設以及各級政府反危機政策中已經鋪開的在建項目等，累計投資規模高達GDP的1.2倍，拉高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導致中國貿易條件快速惡化。
我一直在講，人民幣匯率低估是結構的必然結果。因為國際收支失衡本質上是一個內在的宏觀經濟總量問題，并不直接取決于貿易政策或產業競爭力，最終取決于國民儲蓄率和投資率，因為他們決定了資本的國際流動。
改變人民幣水管的粗細是否能改善結構的平衡？需要這樣的邏輯發生：匯率升值后，中國能夠順利地實現從貿易部門的增長轉向非貿易部門增長，這意味著產業結構升級和延伸，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起來，將現在的制造中心格局進化為運籌中心格局。當非貿易部門供給快速上升時，通脹就被抑制住了。就業和工資實質性地增長，經濟的再平衡才會快速啟動。
邏輯實現的障礙來自于體制，行政壟斷和政府經濟活動的膨脹抑制了資源優化配置的發生。今天中國的可交換部門扮演著一個十分尷尬的角色，其吸收就業的貢獻遠遠超過其對經濟速度的推動。升值后，出口行業的盈利能力下降，他們將解雇工人，而工人將隨即減少消費。被擠出的資源強化了資產部門的膨脹，中國對出口過度依賴的下降，轉化為對投資的更過度依賴，外匯占款的增長動力不會衰竭，或進一步上升，直至政府的財政和銀行的財務嚴重惡化。
改變結構或只能抑制公共投資擴張，中國已經沒有捷徑選擇。經濟邏輯的結論是，只要公共投資還在迅速增長，就需要私人部門提供更多補貼，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就將停滯不前，中國離再平衡的道路漸行漸遠。“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搭配，將繼續為系統性風險累積勢能。
如需轉載請與《每日經濟新聞》報社聯系。未經《每日經濟新聞》報社授權，嚴禁轉載或鏡像，違者必究。特別提醒：如果我們使用了您的圖片，請作者與本站聯系索取稿酬。如您不希望作品出現在本站，可聯系我們要求撤下您的作品。
歡迎關注每日經濟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