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北歐高福利國家模式

每經編輯 趙慶

瑞典人之所以買得起房子，主要是因為他們不需要為孩子上學存錢，也不需要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錢，他們沒有“后顧之憂”，瑞典實行的是全民醫療保險。

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滿18歲，就很容易獲取貸款，銀行有時根本不加細問。而在美國，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國窮人甚至連賬戶都開不了，拿到工資支票后，只能再到典當行去兌現，而典當行往往會收取相當于兌現金額3％至10％的手續費。統計顯示，在美國約有28％的工薪家庭需要這樣的服務。這其實反映了兩種不同經濟模式下不同的生活基礎。美國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質量受收入影響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會福利，福利則要靠公平的分配來實現。假如一個社會越是需要個人用金錢來購買生活質量，那它必然會出現更多的不平等。

其實19世紀的瑞典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瑞典的工業革命來得比較晚，起步于1830年代，真正開始發展是到了1870年代。在英德等國工業革命的帶動下，瑞典成了鐵礦石、木材等原料的供應國。當時瑞典工人的生存狀況非常惡劣，他們買不起自己生產的產品，政治上也低人一等。當時規定，參加議會和地方選舉的條件是年收入必須超過800克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紅房子》一書中描述過當時一位木匠的心里話：“太太們啊，老實告訴你們吧，日子已經苦透了，而且以后還會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們要像瀑布似的吼叫著從貧民窟中洶涌而出，我們將要回到我們的床上，是要回嗎？不，是奪回！”

和許多西歐國家一樣，如此惡劣的工人生存狀況也意味著整個社會進入了一個動蕩期，而隨之而來的就是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

在早期的瑞典社會主義運動中，有一個重要人物，名叫奧古斯特·帕爾姆，他在德國、丹麥參加過工人運動。1881年，帕爾姆從德國回國后，在南方城市馬爾默做了一個歷史性的演講，題為“社會民主主義者要的是什么？”他的主要觀點是社會主義者并不要求平分所有的資產，而是要把資本家們拿走的那一部分要回來。

1889年，瑞典社會民主黨成立，當時它的終極目標是消滅階級，1929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給瑞典以沉重打擊，失業率飆升，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過了兩年，北部的奧達倫發生罷工，政府派兵鎮壓，打死五人，這是瑞典近現代史上最著名的慘案，導致動亂升級。同年，“火柴大王”克魯格因股票泡沫破滅而自殺，將眾多瑞典企業拖入泥坑。首相?？寺虮唤衣赌昧丝唆敻竦?ldquo;補貼”，致使內閣倒臺。嚴峻的事態表明，和許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瑞典也走到了改革的關口。

1932年，社民黨上臺，開始了福利國家的建設。瑞典的變革與當時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出現的變革大體是同步的，不同的只是，瑞典的工會運動更為強大，而平等、妥協、合作的理念已經深深地滲透進了瑞典民族的傳統之中。特別由于工會運動的強大，瑞典的社會力量達到了一種新的平衡，當工會、雇主協會和政府三坐在談判桌前時，他們實際上是在決定著這個國家的命運。勞資雙方在政府的協調下最終達成了工資協議，實際上也為確保國家經濟尋找到了一個最佳的結合點。

在瑞典歷史上，19世紀是現代社會福利政策的“胚胎期”，政府開從教會手中接過社會福利的責任。這個變化當時有兩大背景因素：一是工業化的發展造成大批農村人口涌向城市，貧富差距拉大，窮人迅速增多；二是政教分離，教會的職權被大大削弱。1847年和1853年，瑞典政府兩次通過《濟貧法》，確定“使每個貧民吃飽飯是每個教區和城市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瑞典社民黨構建的瑞典模式中，人民已經成為主體，社會保障不再是救濟或給予，而是要打造一個每個人都能夠自由、平等的平臺，這也是經濟進步不可或缺的動力源。丹麥學者安德森講過這樣一個例子，他在1980年代對18個西方國家的福利情況做調查時發現，“工人運動反對舊有的濟貧傳統，因為他們要爭取堅實的'公民'權利”。而這樣的濟貧傳統在北歐國家幾乎完全絕跡，而只有在美國和加拿大這樣的國家還占有相當顯著的地位。

西方學者對歐洲社會發展的研究結果表明，推動社會改革的主要動力來自于道德信念。在1932年的競選中，社民黨就沒有像以前那樣提出“社會化”的目標，而是強調了“平等、關心、合作和互助精神”。在當時的社民黨人看來，在福利大蛋糕出現之前，需要對分配體制進行改革，同時也為將來蛋糕的劃分奠定一個公平的基礎。后來的發展實踐表明，沒有這樣的改革和規則的建立，瑞典的福利蛋糕也是無法做大的。

由于社民黨的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環境中推進的，當時瑞典經濟還比較落后，特別是貧窮分化。瑞典模式有兩個最突出的目標，一個是全民就業；另一個是平等。這兩個目標也是社民黨政府改革的重點所在，而且直到現在這兩點還是北歐模式的典型特征。

瑞典社民黨提出的“全民就業”，是通過擴大公共部門、加強職業培訓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加就業的經濟政策，有著較濃重的凱恩斯主義的色彩，但又不完全相同。在社民黨人看來，“充分就業是社會的、也是經濟的目標。它使人人都能參與福利創建工作，防止失業造成的不平等、人身傷害和社會排斥。”（瑞典社民黨黨綱）1932社民黨執政后，大幅提高公共開支，用于創造就業機會的開支也比以往占更大比例。從196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的30年里，瑞典失業率從未超過3．5％，在西方國家中極為少見。

從1930年代開始的分配體制一開始就突出了“全民”的意義。瑞典學者阿德勒－卡爾松在《職能社會主義--瑞典的民主社會化理論》一書中說，“實現任何社會主義政策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是政府甘心為人民行事，而不是去維護少數權勢集團的特權。”所以它不再只是一個錢多、錢少的問題，而是一個公平的問題，是全國公民無論男女，無論工人、農民、官員，無論職位、級別高低，無論收入多少，都能夠公平享有社會保障的問題。比如，政府有責任幫助每一個失業者找到工作；養老金人人都有權享受；給小孩的補貼，每個家庭都有份；醫療保險不因職位高低和就業部門不同而有區分；住房政策則是“人人有房可居”。

理解全民這個詞，就需要理解分配這個詞。瑞典社民黨的理論家從1930年代以來做的事情就是，“奪取和控制若干原來由資本家控制的職能。而在其他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這些職能目前仍舊由資本家自己控制。”

這是一些什么職能呢？比如就業培訓指導、教育、醫療、養老，所有這些領域的資源，都要由國家來統一、公平地分配。這就是所謂“經濟領域私有化＋社會領域社會化”的模式。

如果要理解，他們這套體制，舉個例子就會明白，如果有三個人，一個是收入較少的工人，一個是收入較多的教授，另一個是社會地位較高的官員，他們假如患有同樣的疾病，將享受完全同樣的醫療服務，花同樣的錢買藥，住同樣的病房，做同樣的檢查和手術，社民黨追求的平等理念并不復雜。

現在回過頭來看，瑞典這個北歐王國從貧窮走向富裕的實踐表明，公平社會的構建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更多的是分配體制的問題，而不是一個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解決的問題。相對于財富積累來說，一個比較公平的分配體制對財富積累也是有益的。

瑞典的福利制度都有明確的法律保障，凡是應得到各項福利而沒有得到的，可以到法院起訴，有接受這種起訴的特別法院，叫公共保險法法院，

全國共有三個公共保險法法院，斯德哥爾摩還有一個全國最高的公共保險法法院，凡對地方公共保險法院判決不服的，可以上訴到那里，公民對社會應盡的義務而沒有盡到的，比如說，偷稅漏稅等等也都要受到法律制裁。依法治國突出的表現在，瑞典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公開超越法律，不但部長和總理，就是國家機關也都可能成為民事、刑事的被告和原告。瑞典的刑罰很輕，犯罪率卻很低。瑞典早巳廢除了死刑，最高刑期只有12年，以這樣輕的刑罰維持這樣好的社會秩序，真是令人吃驚的。他們最主要的一條經驗是，嚴格地依法辦事，做到不縱不枉。還有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重視對犯罪的預防和對罪犯的感化教育。瑞典有兩個重要的國家機關，一個叫作國家監獄與刑事犯感化所管理局，它主要是管理監獄并致力于對已判刑關押的罪犯實行感化教育和智力培訓，另一個叫作國家犯罪預防委員會，這是由國會各政黨與政府部門的代表組成的董事會領導的，目的在于動員和組織社會各階層的力量，促進在社會各個不同領域內的犯罪的預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