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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健康的城市化

    2012-09-28 00:36:43

    健康的城市化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下一輪動力,畸形的城市化則相反,不僅不會拉動消費,反而會帶來“中等收入陷阱”。

    城鎮化可以拉動消費,但前提是進入城市的人有消費能力。城鎮化的范例有歐美較為完備的城鎮化,也有印度式無法拉動內需的城鎮化。

    筆者的一個朋友到印度旅游,看到落后的基礎設施與遍布的貧民窟之后,龍象之爭的觀念完全改變,對印度前途表示悲觀,認為印度模式不值得中國效仿。孟買等城市有著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基礎設施不足,很難看到未來。這與孟買貧民的心理是否滿足無關,而與國家的經濟未來發展有關。

    城鎮化是否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抓手,取決于城市化的質量。9月19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表示,城鎮化是中國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未來二三十年,如果城鎮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將有1000多萬人口轉移到城市,這必然會帶來勞動生產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城鎮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投資的擴大,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增加,為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從而持續釋放出巨大的內需潛能,“這正是中國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動力源泉所在”。

    健康的城市化將是中國經濟增長、內需增長的下一輪動力,畸形的城市化則相反,不僅不會拉動消費,反而會帶來“中等收入陷阱”。李克強指出,當前,中國發展不平衡的最大表現在城鄉差距上,同時,城市內部也存在二元結構問題,甚至表現為城市中最突出的差距。比如,農民工融入城市面臨就業、社會保障、住房等較多困難,城市和工礦還存在不少棚戶區和困難戶。

    中國的城市化已有畸形趨勢,主要表現在人口進入城市而未融入城市,城市提前享受到了人口紅利與投資拉動的經濟發展紅利,城市化的成本支付相對滯后,這很有可能中斷城市化進程,而倒退回農村經濟。另一個表現則是部分城市資源過度集聚,市場化不夠,未能利用城市群,形成高效的城市化。最后,在城市化過程中,多數進入城市的人缺乏原始積累,無法提振內需。

    中國社科院9月發布的首部國際城市藍皮書《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2》指出,2011年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達到51.27%,城鎮化率超過50%,從統計學意義上,中國已成為“城市化”國家。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55%,其間1.5億中國人將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空間、身份轉換。

    不可忽視的是,按戶籍人口計算的城市化率僅為35%左右,在許多沿海城市每天總人口遠遠大于常住人口,而常住人口遠遠大于戶籍人口。如以廣東某中型城市為例,中移動等部門按照通信等數據統計,每天人口達到300萬人左右,常住人口卻只在150萬人左右,而戶籍人口僅有幾十萬人。溫州、無錫等依靠制造業出口紅利振興的城市莫不如此。

    據珠海統計部門透露,珠海戶籍人口近年增長較快,達到4.18%。當地統計局局長趙力表示,一名外地人成為珠海戶籍的人口后,政府對其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起碼要花費50萬元。所以,提高購房入戶準入門檻是政府和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方式。而且,珠海還算得上是創新型社會管理做得較好的城市。戶籍是中國公平保障均等化的標志,缺乏戶籍體制的平等化,背后埋下一連串“地雷”,如養老金無法在國內流通、教育醫療資源不公平等。

    中國城市化需要引起注意。根據聯合國的統計,2010年中國城市中居住在貧民窟的人口比例仍占到28.2%,比同期的印度還高0.1個百分點。9月25日,安永發布《勢在必行:提高中國生產率》報告,指出中國的生產率增長正趨于下降,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從2001年至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年到2010年的2.8%,說明城市化未能拉動經濟效率的提升。

    城市化并不必然意味著消費的提升,也可能意味著收入差距的擴大;城市化并不一定意味著經濟上升,在制造紅利消失后,可能意味著生產效率的下降;人口未必是紅利,缺乏培訓的大規模的流動人口,可能意味著混亂時代的到來。

    我國急需步入健康的城市化軌道,擺脫賣地、保障不均、資源過度集聚在大城市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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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鎮化可以拉動消費,但前提是進入城市的人有消費能力。城鎮化的范例有歐美較為完備的城鎮化,也有印度式無法拉動內需的城鎮化。 筆者的一個朋友到印度旅游,看到落后的基礎設施與遍布的貧民窟之后,龍象之爭的觀念完全改變,對印度前途表示悲觀,認為印度模式不值得中國效仿。孟買等城市有著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基礎設施不足,很難看到未來。這與孟買貧民的心理是否滿足無關,而與國家的經濟未來發展有關。 城鎮化是否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抓手,取決于城市化的質量。9月19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表示,城鎮化是中國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未來二三十年,如果城鎮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將有1000多萬人口轉移到城市,這必然會帶來勞動生產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城鎮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投資的擴大,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增加,為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從而持續釋放出巨大的內需潛能,“這正是中國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動力源泉所在”。 健康的城市化將是中國經濟增長、內需增長的下一輪動力,畸形的城市化則相反,不僅不會拉動消費,反而會帶來“中等收入陷阱”。李克強指出,當前,中國發展不平衡的最大表現在城鄉差距上,同時,城市內部也存在二元結構問題,甚至表現為城市中最突出的差距。比如,農民工融入城市面臨就業、社會保障、住房等較多困難,城市和工礦還存在不少棚戶區和困難戶。 中國的城市化已有畸形趨勢,主要表現在人口進入城市而未融入城市,城市提前享受到了人口紅利與投資拉動的經濟發展紅利,城市化的成本支付相對滯后,這很有可能中斷城市化進程,而倒退回農村經濟。另一個表現則是部分城市資源過度集聚,市場化不夠,未能利用城市群,形成高效的城市化。最后,在城市化過程中,多數進入城市的人缺乏原始積累,無法提振內需。 中國社科院9月發布的首部國際城市藍皮書《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2》指出,2011年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達到51.27%,城鎮化率超過50%,從統計學意義上,中國已成為“城市化”國家。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55%,其間1.5億中國人將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空間、身份轉換。 不可忽視的是,按戶籍人口計算的城市化率僅為35%左右,在許多沿海城市每天總人口遠遠大于常住人口,而常住人口遠遠大于戶籍人口。如以廣東某中型城市為例,中移動等部門按照通信等數據統計,每天人口達到300萬人左右,常住人口卻只在150萬人左右,而戶籍人口僅有幾十萬人。溫州、無錫等依靠制造業出口紅利振興的城市莫不如此。 據珠海統計部門透露,珠海戶籍人口近年增長較快,達到4.18%。當地統計局局長趙力表示,一名外地人成為珠海戶籍的人口后,政府對其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起碼要花費50萬元。所以,提高購房入戶準入門檻是政府和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方式。而且,珠海還算得上是創新型社會管理做得較好的城市。戶籍是中國公平保障均等化的標志,缺乏戶籍體制的平等化,背后埋下一連串“地雷”,如養老金無法在國內流通、教育醫療資源不公平等。 中國城市化需要引起注意。根據聯合國的統計,2010年中國城市中居住在貧民窟的人口比例仍占到28.2%,比同期的印度還高0.1個百分點。9月25日,安永發布《勢在必行:提高中國生產率》報告,指出中國的生產率增長正趨于下降,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從2001年至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年到2010年的2.8%,說明城市化未能拉動經濟效率的提升。 城市化并不必然意味著消費的提升,也可能意味著收入差距的擴大;城市化并不一定意味著經濟上升,在制造紅利消失后,可能意味著生產效率的下降;人口未必是紅利,缺乏培訓的大規模的流動人口,可能意味著混亂時代的到來。 我國急需步入健康的城市化軌道,擺脫賣地、保障不均、資源過度集聚在大城市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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