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繼偉釋放財政改革信號：調整中央與地方財權事權

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金微 發自北京    

每經記者 金微 發自北京

由于財稅改革涉及真金白銀的分配，長期以來，這是經濟改革中的“硬骨頭”。

近日，國家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多個場合提及進行財政體制改革。譬如，他表示，“財政改革應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責任，適當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責任。”

在業內看來，促進財權、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改革指日可待。相關專家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過去在財政體制改革上，我們主要是在財力和財權上做文章，未來事權的調整或是方向之一。

調整事權是方向/

7月20日，樓繼偉在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上表示，中國政府不會再次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而是通過改革促進增長和就業。他透露了財政稅收改革的三條政策走向，其中之一就是“努力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保持財政政策穩定，中國政府將通過改革來實現財政的可持續，財政赤字率預計為2.1%。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針對當前財政風險越來越大的問題，財政部提出要通過改革實現財政的可持續性，這涉及整個財政體制問題。

具體到財政改革措施，樓繼偉提出，推進營改增、減少政府管制、減稅同時削減政府開支等。

最近，有關財政體制改革的消息密集放出。7月11日，樓繼偉在參加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時表示，正在醞釀財政改革以支持經濟和財政的可持續發展，其中方向之一是“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責任，適當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責任，保障市場更加統一、公平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全國均等化。”

清華大學經濟學教授蔡繼明認為，這一調整非常必要，在中央轉移支付過程中，地方政府往往通過各種關系跑部進錢，難免會出現財政不公平，也會助長尋租行為。

劉尚希表示，這意味著下一步的財政體制改革涉及事權調整，政府間的事權未來可能上移，各級政府之間的事權將逐步上移，實現事權合理劃分。過去在財政體制改革上，更多是在財力和財權上做文章，現在的方向之一是在事權上做文章，在事權上進行調整。

據了解，我國現行的財稅體系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及隨后稅制調整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央稅體系和地方稅體系也對應著中央和地方在財權事權方面的關系。

相關數據顯示，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央財政收入和地方財政收入相當，但地方財政支出遠大于中央財政支出。有學者統計數據顯示，地方政府用45%的預算財力承擔75%的事務，這是當前最嚴重的問題——財力事權不匹配。

理順財權與事權關系/

在分稅財政體制中，事權劃分最大問題，是財力相對集中在中央、省級；事權分散在基層，大量的具體支出責任主要落在市縣基層政府身上，而基層政府可支配財力又較少，形成責任在基層、財權在上級的不合理局面。

劉尚希表示，實際上財政體制改革也是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事權上移是大方向，但是如何調整，事權上移到哪則涉及整個行政體制，這不是簡單的問題，比如涉及司法系統就有些難解決。

過去，我國財稅體制也進行過一些調整，但是調整仍未能解決財權與事權的矛盾。去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原廣東發改委主任李妙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現在中央部門權力越來越大，特別是財權，“我們也進行過財稅微調，但每一次調整，都是向中央集中。”

由于地方政府的財力相差懸殊，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建設、公共服務方面有些力不從心。為解決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不對等的問題，中央財政每年有大量的財政轉移支付給地方，但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效率不高，轉移過程不透明、不重視績效考核的情況較多。

當前，由于全國財政收入增速放緩，尤其是中央財政收入增速僅為1.5%，同時制約今后幾個月財政收入增長的因素仍然較多，完成全年中央財政收入預算壓力很大。在這種情況下，由于民生等重點領域的剛性支出需要優先保障，財政收支矛盾很可能進一步加大。有專家表示，正是因為財政收入增幅放緩，使得財稅改革進一步提速。

隨著地方債的高企、房地產調控的持續，依靠土地財政的地方財稅體系也面臨更大挑戰，“營改增”對財稅體制形成倒逼之勢。

對于分稅體制改革是否會調整，劉尚希表示，這具體要看中央的決策。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認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必須堅守分稅制。不過，他透露，目前給予地方更大的財權已經有了基本思路。

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劉海波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財政改革的方向，第一是要重點征收財產稅；第二是中央要大力通過一般性轉移支付平衡不同地方財政能力和公共服務差距，還可以“對省收權，對縣市放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