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罰超生的力度去治污

每經編輯 趙春燕    

文/趙春燕 發自北京

罰超生和治污，雖然兩者并無必然聯系，但卻發人深思。

日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董事長王小康的舉例將兩者關聯了起來：某省對超生家庭罰款80萬，可對企業違法排污，罰款不到8萬。王小康感慨：“這叫保護性罰款！不僅沒有任何處罰的作用，反而是在引導。”

一則看似玩笑的對比，80萬和8萬的差距反映出來的確實是很嚴肅的問題，也即我們可以重腕治理超生，但是對環境污染有巨大危害的企業排污卻輕輕一罰了事。網友驚呼，如果早像罰超生一樣罰污染，環境會淪落至此嗎？甚至呼吁，治污更該成“國策”，執法不能撿軟柿子捏，不能被利益收買和干擾。

近兩年來，霧霾頻發，環境污染問題更讓公眾日益清醒，但是針對于污染的治理或者說處罰卻鮮見重腕。而針對于超生的處罰，公眾確實對于其力度之大深有感觸，在某些農村，超生幾乎成了談虎色變的話題。

但是同樣與國家長遠利益有關，罰超生和罰排污幾乎是兩重天。

近幾年，筆者在一些環保排污事件的采訪中，對于相關部門針對污染治理的無力深有感觸。某大型央企投資30億的項目未批先上馬，但一個業內資深的鋼鐵分析師則用無奈外帶調侃的語氣向記者感慨，“業內通行的做法就是先上車后補票。”言外之意，大家都這么做？還有什么追究的意義。另一次采訪中，長期關注電力公司環保問題的業內人士更是表示，電力行業未批先建等環保違規問題也不少見，但是一方面項目牽扯利益糾葛太多，另一方面因為違規成本太低，多數企業在交了罰款之后被放行，而且罰款數額通常不高。

北京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亦曾告訴筆者，目前企業違法成本較低，對個別企業而言，交罰款比治污來得更合算，利益的驅動可能誘使企業做出在環保責任方面執行不力的行為。

污染治理何時能有重腕？民眾在盼望。筆者了解到，在這次全國兩會中，治污問題再次被提及，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治理污染提高到和反貧困斗爭同樣的高度，他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會上表示，“我們要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

在這份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措辭堅定地說：“必須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下決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務。”這里的硬措施，當然不僅僅包括重罰，還包括相關的法律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