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不將GDP增速作目標 應以提高生產率為抓手

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胡健 發自北京    

◎每經記者 胡健 發自北京

匯豐昨日（2月25日）公布的2月份匯豐中國制造業PMI初值為50.1，這是該指數4個月來首次擴張，頗為出乎市場預期。

與匯豐PMI指數不同的是長江商學院案例中心與經濟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國企業經營狀況指數（以下簡稱BCI）”，與今年1月的54.9相比，BCI指數在2月降至53.2。該指數是長江商學院案例中心與經濟研究中心連續針對在校學員和校友企業進行經營狀況調查后發布的，可以反映這些具有代表性的企業對宏觀經濟和公司經營的月度預期。

在過去的13個月中，BCI雖有起伏，但在趨勢上呈現出一種明顯的下滑，2013年12月的BCI為69.6，但最新的為53.2。目前BCI還處于50以上，但與50較為接近。BCI的下滑表明中國經濟增速整體趨緩，這和政府的數據相符，也與市場的感受一致。

2014年中國經濟7.4%的增速，在全球中仍是一枝獨秀，但被普遍看作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明確信號。

日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了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案例中心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在他看來，從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來看，低垂的果子已經吃完，下一步需要從效率著手，依靠提升效率去促進經濟增長。

不能為未來危機埋種子

NBD：中國經濟最近今年一直處于下臺階狀態，并且短期經濟數據也并未顯示出樂觀景象。

李偉：這里面有一個問題，中國經濟的放緩到底是周期性的，還是結構性的。假如是周期性的，那么7.4%的增速不用過分擔心，因為這種經濟增速下滑往往是暫時的。比如1989年和1990年，中國GDP同比增速僅為4.1%和3.8%；此后，中國經濟再次騰飛，1991年和1992年的數據為9.2%和14.2%。

假如是結構性的，那么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將出現明顯下滑，而且這將是不可逆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指的是一國（或地區）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和充分配置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

假如實際經濟增速高于潛在經濟增長率，會造成通脹、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問題；假如實際經濟增速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會推高失業率、打擊市場信心、將經濟體拖入通縮。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潛在經濟增長率是可以改變的。當勞動力供給、資本供給或生產率發生改變時，潛在經濟增長率也會發生改變。

NBD：您認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面臨怎樣的走勢？

李偉：目前關于中國未來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是多少，各方有爭論，但肯定存在下滑過程。在潛在經濟增長率下滑和TFP（全要素生產率）走軟的條件下，中國經濟目前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轉型。

比如在改革開放早期，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投入市場，形成了“人口紅利”。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計劃生育、城鎮化、教育程度和撫養成本的提高，中國的生育率大幅下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隨之發生了根本性逆轉。勞動力市場長期以來的供大于求轉為了結構性的供不應求。這樣一來，企業在招工和用工上將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成本，而這也是企業用工前瞻成本長期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NBD：中國實體經濟運行中已經開始出現通縮苗頭，加大政策調控力度的聲音也開始泛起，您怎么看？

李偉：無論是我們的指數，還是官方的指數，都表明目前的中國經濟存在一定的通縮風險，尤其是在工業領域。如果通縮的態勢得以持續，金融機構將更加惜貸，債務問題將有持續擴大的趨勢，這是中國經濟在當前和未來幾年必須應對的系統性風險。

有些企業家從多年的經驗中領悟到，宏觀經濟形勢越差，政府推出宏觀刺激政策的概率就越大，力度也會越大。在宏觀形勢不太好的時候，小心謹慎地控制規模、準備過冬的企業，常常會在政府大幅推出強有力的刺激政策時措手不及，而堅信政府會及時救市的企業反而成了最大受益者。

這個預期一旦成了市場的一致性預期，將引導大部分企業有恃無恐地增加風險投資，拉大財務杠桿，為將來更大的危機埋下種子。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2008年的萬科公司收縮了戰線準備過冬，而保利和綠地等公司則大舉擴張，最后在“四萬億”的刺激下，萬科成了輸家。

不必被動接受經濟增速下滑

NBD：如何應對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

李偉：未來中國經濟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會下滑，企業面臨巨大的轉型壓力。中國經濟下一步著力的重點將是提高TFP，也就是說要在降低投資率的基礎上獲得更有效率的經濟增長。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下滑是結構性的，即使有較為充分的改革措施，也只能延緩其下降的速度，而不能阻止這一大趨勢。因此，今后中國需要杜絕那種每逢經濟增速下滑就大力刺激經濟增長的做法。

從這點上說，今年1月李克強總理在達沃斯論壇上的觀點非常正確，“我們將繼續保持戰略定力，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會搞大水漫灌”。

NBD：潛在經濟增長率下滑，不要采用經濟刺激政策，我們只能是經濟增長的被動接受者嗎？

李偉：當然不是。無論是從歷史經驗出發，還是觀察其他國家的經驗，我們都可以看到，提高TFP是挖掘經濟增長潛力的最好辦法，而且提高TFP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是健康的、可持續的，是“好”的經濟增長。

提高TFP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改進資源配置的效率。首先，農業和非農業之間有較大的生產率差異，因此將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業可以顯著地提升經濟效率，這也是過去多年中國提升TFP的重要因素。

其次，非農各產業之間存在生產率的差異，因此將資本、勞動力等在內的生產要素從效率低的行業轉向效率高的行業，可以改善資源配置，獲得生產效率的提升；最后，行業內部不同企業之間也有生產率的差異，允許效率高的企業去擴張和發展，淘汰那些效率低的企業，可以提升整個行業的生產效率。

NBD：中國目前可以著手的措施有哪些？

李偉：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提高TFP需要破除種種妨礙資源正常流動的壁壘。例如，戶籍制度分割了勞動力市場，提高了農民向市民轉變的成本，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使得一大批勞動力無法及時有效地從農業轉向非農業。

又如國企與民企，從總體來說，國企的效率不如民企，但國企擁有體制上的優勢，占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這使得寶貴的社會資源無法向效率更高的民企流動。

對決策者來說，面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常態”，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不慌張，不在壓力下匆忙走上加大投資提振經濟增速的老路；其次是接受潛在經濟增長率下滑的現實，不再將GDP增速作為目標，而應該將提高TFP作為抓手，去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實現經濟的和諧發展，提升民眾的生活水平和幸福。

總而言之，只有抓住通過改革釋放紅利這一方法，并持之以恒地貫徹，中國才能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才能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才能解決環境污染的問題。

也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能擺脫對短期GDP增長的焦慮，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現代化與發展的問題，順利邁過“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