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不是搞“強刺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央提出的一項重要經濟結構調整戰略，通過中央與地方一段時間的共同努力，成效已經開始顯現。但也應看到，在實施供給側改革的過程中，社會上仍然存在一些誤解，如認為供給側改革就是刺激經濟、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手段是降稅、供給側與需求側是對立的、供給側改革是新計劃經濟、供給側改革會使經濟很快增長等等。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指出，要深刻理解時代背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有周期性、總量性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對此，專家表示，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是解決當前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并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改革發力的主要方向，而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采取簡單的刺激性措施。

關鍵點是調結構

“在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一部分人認為供給側改革的首要目標就是刺激經濟，為此應出臺更多刺激經濟發展的措施。持這種看法的人顯然沒有從深層次看到，結構性調整才是這場改革的實質和內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有資產管理辦公室主任徐鵬程說。

要弄清楚供給側改革，首先得明白為什么要強調供給側改革。

蘭州財經大學副校長王必達指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根源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長期供給。

首先，從供給管理看，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科技和制度創新滯后等供給端問題阻礙了經濟發展；其次，從需求管理看，在內外需疲軟的背景下，各類需求刺激政策效果并不明顯，說明需求刺激政策基本失靈；再者，消費領域呈現較為明顯的供需錯配，產品供給跟不上消費升級。因此，推動新一輪的經濟增長重點在于增加供給，關鍵就是推進結構性的改革。

供給側改革正是要解決當前經濟的主要問題。“所謂供給側改革，是指發生在投入側而非產出側的改革。”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表示，供給側改革最終還是要落到結構改革上，結構改革最原始的意義就是通過比例的調整，實現提高效率的目的。

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著名經濟學家高尚全指出，供給側改革絕不是搞“強刺激”，而是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改革發力的主要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給平衡向高水平供給平衡躍升。因此，供給側改革不是“強刺激”，也不是緊縮需求。

“強刺激”不合國情

當前的中國經濟已經不再適合搞“強刺激”政策。

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萬喆表示，搞“強刺激”，會加劇杠桿率，形成資產泡沫，也會使人民幣承受巨大貶值壓力，有引發系統性危機的可能。如果搞“強刺激”，就難免造成政策代價過大，甚至成本超過收益的結果。因此，大水漫灌卻難以流到實體經濟的“強刺激”做法，顯然不適合市場轉型所需。

李克強總理指出，近幾年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和傳統動能減弱，我們沒有搞“強刺激”，而是把推進“放”“管”“服”作為宏觀調控的關鍵性工具，著力推動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調動市場主體積極性。

“事實上，‘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央早已明確的政策基調。這就是說，我們既不搞所謂的‘強刺激’，也會適度加大需求端管理，從而為整個經濟轉型升級營造必要環境。”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犁說，如果能明白體制機制改革與經濟轉型升級都是系統性工程，且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已不同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就不會對“強刺激”抱有幻想了。

王必達表示，供給管理是通過提高生產能力來促進經濟增長，供給管理認為市場可以自動調節使實際產出達到潛在產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謂的“刺激政策”。促進經濟增長需要提高生產能力，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緊抓“三去一降一補”

既然不搞“強刺激”，那么供給側改革工作如何展開？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指出，2016年及今后一個時期，“三去一降一補”是供給側改革的五項重要任務，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撰文表示，當前產能過剩及三四線城市商品房庫存大的矛盾十分突出，通過“去產能”，逐步化解工業領域的過剩產能，促進企業優勝劣汰，有利于工業品價格合理回歸，扭轉企業整體利潤下滑的局面；通過“去庫存”，減少資金無效占用，降低債務違約風險，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可以發揮房地產業體量大、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的作用，避免經濟運行出現大的波動。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認為，“去杠桿”是今后的一項戰略性任務，要推動中國金融結構從債務性融資為主向股權融資為主的格局轉變。同時，認真考慮可否借鑒其他國家經驗，讓銀行也擁有部分投資權。

“‘降成本’需要在兩方面努力，首先要著力推進財政稅收制度改革，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其次要加大國有企業改革力度，國有企業低效率等是造成下游企業成本高企的重要原因之一；‘補短板’當前的重點工作是補農村短板，城鄉二元化是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高尚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