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新特點：牽引力從貿易轉到證券及儲備資產投資

每經編輯 張壽林    

每經記者 張壽林  每經編輯 畢陸名

7月16日，英國司法部原部長Lord（Neil）Davidson預計，未來一定時間內人民幣在全球的外匯儲備當中會增加5%。同日，跨境資本流動與系統性風險防范論壇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由人大國際貨幣研究所（IMI）承辦。

“人民幣外匯，現在每天的成交量是2552億美元左右，多數集中在中國香港、英國和新加坡。”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鄂志寰在現場透露，70%以上外匯交易在離岸市場發生。

有專家表示，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牽引力已經從貿易轉向了證券投資和作為儲備資產的投資。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紅回顧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指出，20年過去了，中國不斷在融入世界經濟，特別是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推進讓中國的外匯政策組合更加清晰明朗，即靈活的匯率制度加上比較開放的資本項目。

資本賬戶自由化進程加速

Lord介紹，人民幣不僅是一種不斷在崛起的貨幣，而且也和美元一起成為全球性的貨幣。

“今天我們看到，這樣的過程正處于進行當中。”Lord分析，人民幣從最初主要是一種貿易貨幣，然后是投資貨幣，到最后成為一種儲備貨幣。這樣的進程還沒有完成，但現在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

Lord坦言，20國集團公報發出明確信號，他們趨向于貿易保護主義。相反，習近平主席今年1月在達沃斯會議期間表示要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中國目前正在不斷承擔起這樣的領導作用，不僅是在地區，而且也在全球范圍之內。

“這來得這么快，讓我們有時候都感到驚訝。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有了這樣的崛起，這也是由人民幣支持的，當然未來也會反過來支持人民幣的國際地位。”Lord說。

從離岸市場的角度，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鄂志寰發現人民幣國際化目前呈現三大特點：

第一，在外匯儲備方面，人民幣開始體現出它的獨特性和它作為SDR貨幣的吸引力，各國央行持有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的積極性有所上升。

第二，人民幣國際化牽引力已經從貿易轉向了證券投資和作為儲備資產的投資。

第三，隨著內地金融市場不斷加強對外開放，資本賬戶自由化進程也在加速。

從人民銀行的統計來看，央行將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分為8個方面，2016年數據顯示，其中兩個方面明顯下降。一個是跨境人民幣的結算，另一個是非居民持有的國內人民幣資產。鄂志寰指出，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人民幣的國際債券以及外匯交易等有明顯上升。

在外匯交易上，BIS的數據顯示人民幣目前是第8位交易貨幣，SWIFT數據顯示人民幣為第五大外匯交易活躍貨幣。

鄂志寰介紹，從量上來看，離岸和在岸有較大差異，70%以上的外匯交易基本上在離岸市場發生。在岸市場更強調實需，而在離岸市場有更多投資需求、對沖需求，甚至投機的需求。

從中國的資本賬戶目前的開放進程看，在規模上，中國目前是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場、全球第三大債券市場。但外國投資者持有的股票和債券僅占2%左右。鄂志寰分析，一方面這和內地金融市場開放程度有一定關系，另一方面可能也受市場發育程度影響。

高海紅指出，2015年“8.11”匯改是驚險的一跳，這次嘗試是有意義的，盡管會帶來很多風險，但至少測出了一個底線，即假設央行放棄干預會發生什么。

對于2016年人民幣出現的波動，Lord指出，這也不太可能造成跨國公司回避使用人民幣，因為這種波動不只是發生在中國，比如說英鎊，在英國同意脫歐之后下跌了15%。人民幣肯定是跨國公司要使用的一種關鍵貨幣。

2016年10月，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Lord透露，這本身帶來一些間接的影響，鼓勵了一些外國央行以及財富基金，要么持有人民幣作為儲備，要么增加目前的持有量。他預計，人民幣未來在全球的外匯儲備當中會增加5%，“這是對短期的預測，我覺得還低估了”。

專家：資本外流不等于匯率貶值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判斷，匯率市場化是大勢所趨，貿易順差、資本流出將成為中國國際收支平衡的新常態，但是資本外流不等于匯率貶值。

高海紅指出，一個過早開放的資本項目搭配固定匯率是一個“有毒”的政策組合。中國不斷在融入世界經濟，特別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戰略，中國的政策組合更加清晰明朗，即靈活的匯率制度結合比較開放的資本項目。

鄂志寰透露，境外投資者持人民幣債券的積極性不太高。這方面，“我們不去和英國的39%和德國的45%比，只看東南亞，在馬來西亞，它的債券居然有28%是由外資持有。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中國的1.3%的確是非常小的比例。”她指出，這個比例預示著境外機構持有人民幣債券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鄂志寰判斷，整個中國市場的規模達到一定程度之后，下一步可能是市場結構的調整和深化，這是未來繼續吸收更多投資者一個重要前提，當然也需要更多對市場管制的放松措施。

針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建議，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高級經濟學家李文龍指出，作為負責任的全球大國，中國需要對外展示很強的控制通脹能力，維持人民幣穩定。這在加入SDR之后，變得更為迫切。

李文龍指出，中國每年都設定一個通脹參考目標，但還需要對通脹控制升級為約束性比較強的制度安排。“比如基于2%的水平有上下1%的浮動，同時兼顧特殊時期的靈活安排。從政策框架來說，這并不是一種特別困難的事情。”

李文龍還指出，《中國人民銀行法》第十六條款提到，人民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貨幣。“很明顯這提出了一個范圍，支付限制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這是2003年的表述，已經過了14年，如果不調整，至少在法律層面沒有支持貨幣在全球流通。”他建議在立法方面做出調整，將對人民幣國際化有更好的法律支持。

巴基斯坦央行原行長Yaseen Anwer提醒，人民幣入籃SDR之后，要被大家接受，就必須要讓用戶有信心，美元也是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讓世界接受的，所以人民幣在全球被廣泛接受是一個非常長的過程，可能要花五到十年，甚至三四十年。

一個貨幣出現風險，會波及全球，小的國家也會受害，“眼光要放長遠”，Yaseen Anwer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