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為何在成都

每經記者 余蕊均 楊棄非 劉艷美    每經編輯 杜恒峰 官遠星    

可保存海報分享朋友圈

千里逢迎，高朋滿座。

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成都舉行。作為重要配套活動，第七屆中日韓工商峰會也首次來到蓉城。

面對臺下800余名來自三國政府部門、商協會、企業的代表，12家企業把各自關于“未來”的思考與設想娓娓道來。

他們中，既有三菱、三星、SK這樣的“百年老店”，也有滴滴、曠視這樣的年輕企業。

他們中，極米科技創始人鐘波有些特別，80后，作為成都本地企業的代表暢談科技創新、全球化合作之于企業發展的重要性，而20年前，他還在讀大一，從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和日韓企業做生意。

今年恰逢中日韓合作啟動20周年，各界都在期盼“升級版”合作模式，共同提升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工商峰會”作為三國經濟界最高層次的交流活動，歷來被視為向三國政府建言獻策的有效平臺，在2個多小時的探討中，“機會”二字被頻頻提及。

正如大韓商工會議所會長樸容晚所期望的，中國將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實行外商投資法，對在華外資企業提供和中國企業同等待遇，韓國企業歡迎這些法律和措施，更多韓國企業希望進入中國市場。

中國貿促會會長高燕認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正為三國合作打開新空間。“我們支持三國企業按照市場化原則，發揮互補優勢，避免惡性競爭，以‘中日韓+X’合作模式共同開拓第四方乃至多方市場。”高燕還說，歡迎韓日企業擴大對華投資，特別是對中國中西部地區投資。

前兩次在北京，第三次為何選成都？

2019年恰逢中日韓合作機制啟動20周年，也是中國第三次以輪值主席國身份主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然而，與前兩次均在北京舉行不同，此次會議選址成都，這也使得這個中國西南部城市受到了中外媒體的廣泛關注。

那么，為什么此次會議選在成都？人民日報海外網給出了三點原因。

首先，成都是歷史文化名城，在日韓有廣泛知名度。由于《三國演義》《三國志》在日韓兩國有極高知名度，對日韓民眾而言，作為三國時期蜀國首都的成都并不是一座陌生的城市。比如，12月23日，韓國總統文在寅在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見時，就引用了中國唐代詩人杜甫在成都寫下的著名詩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來期待兩國關系再上新臺階；安倍晉三12月24日在中日韓工商峰會上致辭時表示，中日韓三國不是相互斗爭的魏蜀吳，希望構建與國際社會共同發展的“新三國時代”。此外，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等名勝古跡是日韓游客來華常去的景點，而大熊貓也吸引了無數外國人專程去成都走一走、逛一逛。因此，看似與日韓關聯有限的成都，實際上是中日韓文化交流的一個縮影。

其次，通過成都這個窗口向日韓展現中國市場的縱深。2018年，成都GDP超過1.5萬億元，比上一年增長8%；人均地區生產總值94782元，增長6.6%。成都的快速發展反映出中國西部地區所擁有的巨大發展潛力——擁有3.7億人口的西部地區意味著巨大消費潛力，“一帶一路”倡議更是激發了西部地區的經濟活力。事實上，近年來日韓與成都的經貿合作越來越緊密。中韓創新創業園已在成都落地，2018年成都專門規劃建設了中國（四川）日本合作產業園區。截至2019年9月，日本是成都第四大投資來源地，外商直接投資19.53億美元，主要集中在工業制造業和商業零售業；韓國是成都第七大投資來源地，FDI達6.22億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房地產、金融、商業零售等。成都與日韓合作的加深，折射出中國沿海內陸協作互動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最后，在成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也凸顯中國主場外交的從容與自信。近年來中國主場外交的舉辦地不再局限于北京，比如2016年中國主辦的G20峰會選在了杭州，2018年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選在了青島，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選在了上海。越來越多中國城市承辦大型國際會議、走上外交前臺，既是中國城市國際化水平、綜合治理水平提升的體現，也彰顯了中國主場外交的從容與自信。

截至2019年11月，在成都注冊日資企業326家，其中世界500強企業38家；韓國在成都累計投資設立企業331家，其中世界500強企業13家。據統計，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入境成都的外國人中，前五名分別是韓國、馬來西亞、美國、新加坡和日本；成都出境熱門目的地中，日本列第三，韓國排第八。

三國工商界翹楚齊聚，最關注什么議題？

在前來參會的日方代表中，伊藤洋華堂社長三枝富博可能是最熟悉成都的人。

1997年3月1日，已經在日本伊藤洋華堂工作20年的三枝富博，正式赴成都報到，參與中國首店籌建。自此開始，他在成都一待就是20年，并在這里一手開創“伊藤奇跡”。截至今年1月，伊藤洋華堂在蓉及其周邊9家門店，年營業額55億元，年客流量達3000萬人。2017年，已經成為“半個成都人”的三枝富博，榮歸日本總部擔任社長。

伊藤在成都發展的20年，見證了中國從東南沿海到中西部地區的日益開放，以及中國消費市場的不斷崛起。“剛才來的路上，我看到路旁掛起許多中日韓三國的國旗，感受到與我20年前來成都相比，時代發生了巨大變化。”三枝富博昨日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感嘆。

過去20年，也是中日韓合作從啟動到深化的20年。

1999年11月，面對亞洲金融危機寒流，時任中日韓領導人在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期間舉行早餐會，為三國合作按下“啟動鍵”。

2008年12月，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首次單獨召開，并約定每年在三國輪流舉行。是年，三方簽署并發表《三國伙伴關系聯合聲明》，決定建立“面向未來、全方位合作的伙伴關系”。

如今，中日韓合作已形成以領導人會議為核心、21個部長級會議為支撐的全方位合作體系，在30多個領域開展合作。三國貿易額從1999年1300億美元增至2018年7200多億美元，經濟總量在全球占比從17%提升至24%。

當然，這20年也并非一帆風順。此前，在外交部舉行的中外媒體吹風會上，外交部副部長羅照輝表示：“這次會議是在三國合作迎來20周年、國際地區局勢面臨深刻復雜變化、三國關系向好發展的大背景下舉行，三國領導人高度重視，三國人民高度期待，國際社會高度關注。”而在介紹會議主要內容時，羅照輝也把“對未來合作進行頂層設計，把握好合作方向”列在首位。

此次會議的特殊背景和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議題，是中日韓自貿區（FTA）談判。這個涵蓋15億人口、經濟總量接近21萬億美元的“超級市場”，一旦成為現實，將對國際經濟和貿易格局產生巨大影響。

早在2002年，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就首次提出這一設想，并于2012年正式啟動談判。截至目前，三方已簽署被視為FTA“前奏”的中日韓投資協定，并舉行16輪自貿談判。

上月初，歷時7年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取得重大突破，正式宣告“15個成員國整體上結束談判”。這意味著，全球最大自貿區有望明年出爐。

這也令提出打造“RCEP+”自貿協定的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更令人期待。

24日發表的《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明確寫道：“我們將在RCEP談判成果的基礎上，加快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力爭達成全面、高質量、互惠且具有自身價值的自貿協定。”

對此，中日韓工商界人士興奮不已。

“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目前正在迅速發展的狀態，給三國企業帶來重大機遇，我認為三國各有優勢，如果能將三國企業各自強項聯合起來，將創造最大價值。相信中日韓自貿區一旦能夠實現，將是三國工商界的福音。”三枝富博昨日在受訪時表示。

根據中日韓自貿區民間可行性研究小組早前對三國數千家企業進行的調查顯示，三國大多數企業都贊成中日韓自貿區，其中中國企業持這一觀點的比重最高，達85.4%；日本和韓國企業也分別達到78.7%和70.9%。

互補性強，如何協作改變全球產業格局？

合作火花在交流中不停迸發。

昨日峰會上，當鐘波說起未來駕車場景中屏幕“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暢想時，在座的SK創新公司常務理事李存夏和三菱電機株式會社特別顧問山西健一郎為之觸動——他們分別是日韓兩國電動車與無人駕駛領域的探索者和代表公司。

創新是全球企業發展的“共同話題”，在中日韓三國內格外如此。來自不同領域的企業家均提及，隨著全球邁入第五次工業革命，多個蘊含發展前景的新領域，有望讓這個一度處于“追趕”狀態的區域展現出引領全球的勢頭。

創新合作也愈加成為三國之間的“關鍵詞”。去年在中國刮起“垃圾分類”風之時，日本垃圾處理技術再次引發關注；韓國的芯片技術同樣引起正在“造芯”的中國的矚目。山西健一郎在解釋日本最新提出的Society5.0時也指出，其與中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韓國以人為本的第四次產業革命一道，均將目光投向“創新發展”的課題上。

盡管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創新合作卻總能常談常新，也免不了成為三國反復討論的重點。據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秘書長道上尚史介紹，在此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外，中日韓三國還將開展21個部長級會議，涉及環境、專利、災難管理、保健、科學技術等內容。

更為重要的是，一種新的共識正在形成：在中日韓三國，在提升區域創新能力和發展能級上，協作的重要性愈加突出。

對于被視為三國合作“壓艙石”的產經合作，曾有過一番論述：三國能夠成為彼此最為重要的經貿伙伴，正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三國合作不斷升級、共同利益持續擴大的結果，其成功得益于三國產業鏈緊密相連、經濟結構高度互補，共同致力于參與全球化進程，積極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在瑞穗金融集團公司董事長佐藤康博眼中，這種“比較優勢”觀點有跡可循：以電器產業為例，通過日本向韓國出口原材料、制造設備，韓國制造中間材料，特別是存儲、半導體、顯示器，中國則進行組裝和出口，三國在全球的供應鏈中形成了緊密的關系。

三星經濟研究所副社長樸起舜發現，改變正在發生。“過去是一種單純的貿易交流的形式，但現在，三國可以進行共同研究開發，共同商業化。”

他提到的一種模式是，三國利用中國的龐大市場發展新型的技術和商品服務進行共同研發。由于新的服務或者商品必須在一定規模的消費市場當中進行測試，中國是人口大國，移動互聯網用戶數達到七億以上，對測試非常有利，“而韓國五千萬總人口就很難支持”；像這樣，三國“可以成為全球合作典范”。

三國比較優勢的變化加速了這個過程。他舉例說到，5G通信技術的專利情況，中日韓三國在全球占有63%左右，而5G正是佐藤康博心目中未來全球“棋盤”的基礎——AI、量子計算機、生物技術、區塊鏈技術分別占據世界圍棋的四角，以此為基礎，將推動醫療、能源、移動、宇宙產業的發展，各行各業都會發生變化。

移動支付則是另一個“試驗場”。佐藤康博指出，日本一些城市仍然是“現金社會”，但中國移動支付已經基本普及，當兩國進行人員交流時，難免會出現“文化休克”。“中日韓三國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能否有統一的二維碼標準，二是能否在保障信息安全的情況下能否建立統一的數據庫，這都是需要應對的問題。”他指出。

邏輯轉換，也是對區域思維的轉變。新的合作模式下，區域合作將進一步重塑全球產業格局。

滴滴出行高級副總裁曲越川介紹，公司已和日本300多個出租汽車公司建立了合作，能在20個城市提供叫車服務，“中國用戶到日本去也不用下載新的APP，可以很方便地叫到日本的出租車。”

進軍跨國市場，如何克服“水土不服”？曲越川認為，把最新的領先科技成果與所在國本地的政策法規，和本地的行業要求、市場需求相結合，“這是特別重要的原則”。

一個例子是，考慮到日本的出租車司機多為六十歲左右的年長者，并且習慣戴手套，滴滴進行了本地化“改造”——把手機屏改為平板屏，便于司機清楚地讀取信息，同時通過語音識別接單，以避免戴手套觸摸導致的不便。

“結合當地的需求，解決當地的需求端和司機端的痛點，這個業務在本地會非常有生命力地發展。”曲越川說。

相較而言，鄭承珉則表露出一絲“急迫”。這位韓國企業家代表昨日表示，全球健康市場的規模非常大，“可能是半導體的5倍左右”，盡管中日韓三國各有優勢，但目前缺乏合作，難以實現協同效益。

作為韓國聚杰有限公司海外事業部理事，鄭承珉目前負責中國區業務，公司主要業務是向全球40多個國家出售化妝品和美容產品，其中主打產品為肉毒素。他坦言，雖然在中國市場“奔跑”了十年左右，但因為主要是生物制藥產品，并沒有明顯的成果。

適應市場，并非易事。鄭承珉表示，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之間的差異很大，而且發展速度太快，在這樣的迅速變化當中，他們的適應力是不夠的；而在日本，因為制藥企業的水平非常高，其實是存在“看不見的壁壘”的。

近十年，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健康醫療產業取得了極大發展。韓國保健產業振興院院長權德喆透露，除了比重依然很高的美容領域外，到韓國檢查內科、外科甚至體檢的人也在持續增加。“中日韓三國對美容方面需求很大，但是重度病癥方面的需求也很大。”權德喆說。

鄭承珉希望，三國能互相了解各自的市場，盡量放緩健康醫療領域的管制，并開展積極合作，“三國地理相近、文化相通，我相信可以得到進一步發展，希望能夠看到這樣靈活的制度環境。”

視覺：帥靈茜 排版：孫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