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兒驟減……25張圖讀懂“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背后邏輯

每經記者 周程程    每經編輯 陳星    

首提“生育政策包容性”，未提“計劃生育”，明確“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日前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關于人口政策的部分，信息量滿滿。

人口政策上承國家發展戰略、下接百姓生活，不可謂不重要。

我國人口現狀到底如何？到底什么是“生育政策包容性”？

《每日經濟新聞》詳細梳理了人口總量、出生率、二孩出生率、育齡婦女數量、勞動力價格等數據，以財經視角為您解讀人口政策新鮮提法背后的現象、原因、后果和對策。

現象一：生育高峰影響消退

新生兒數量連續22年少于2000萬

1949年至今，我國經歷過3次生育高峰。第一次是1950~1958年，第二次為1962~1975 年，前兩次是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之前，為自發的高增長時期。

20世紀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影響了人口出生率。不過，由于前兩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相繼步入婚育年齡，1981~1994年又經歷了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

但1998年以來，我國年出生人口規模始終在2000萬人以下，出生率也持續下滑。

從1998年到2018年，全國小學在校人數從1.39億減到1.03億。2010年~2016年，這一數字不足1億。

相應地，全國小學數量大幅度減少，本世紀初全國有超50萬所小學，現已連續數年不足20萬所。

 

現象二：二孩政策效果不及預期

我國出生人口減少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約束的結果，最直接對策就是逐步放開生育限制。

政策轉折發生在2013年11月，我國開始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

2014年，全年出生人口總量1687萬人，僅比2013年增加了47萬人。人們預期政策效果將于2015年明顯顯現。

結果，這一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還比2014年減少32萬人。“單獨二孩”政策效果不佳，2016年開始實施的“全面二孩”政策又被寄予了極高的期望。

在政策引導下，2016年我國出生人口小幅上漲至1786萬人，創2000年以來峰值，人口出生率也上升至12.95‰。

但漲勢是短暫的，隨后，我國人口出生率迎來了“三連跌”，2019年降至歷史最低水平。

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否認“全面二孩”政策發揮的作用。

2017年，二孩出生數大幅增加177萬，但由于一孩出生數大幅下降268萬，最終出生人口數比上年減少63萬。這意味著，若不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對沖，我國出生率可能進一步降低。

原因一：育齡婦女減少、初育年齡推遲

自2010年以來，育齡婦女人數減少已成為趨勢，是出生人口減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育齡婦女人數比2018年減少500多萬人，其中，20~29歲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人數減少600多萬人。

此外，總和生育率也直接關系生育率，該指標是指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

據世界銀行數據，我國總和生育率在1965年達到峰值，于上世紀90年代步入低生育階段。

從發達國家經驗看，總和生育率降低是經濟發展進入一定階段后的必然現象。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8年日本總和生育率為1.42，法國為1.88，美國為1.73。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發布的《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稱，如果總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負增長將提前到2027年出現，2065年人口減少到11.72億，相當于1990年的規模。

在我國傳統觀念下，生子不僅僅是生子，它還包含了婚姻觀。因而，結婚率的波動也影響新生兒的數量。

2018年，我國粗結婚率（年度結婚對數與總人口之比）創下十年來新低。

反而粗離婚率（年度離婚對數與總人口之比）卻急升。

婚姻登記數也呈倒“U”字型。

進一步研究結婚年齡可發現，我國育齡婦女初婚初育年齡推遲。東興證券援引2017年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統計得出2006至2016年我國育齡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齡均向后推遲了三年。

這既可能導致我國出生人口數量“后移”，即近期出生人口數量繼續下降，還將影響產婦的規模——推遲生育年齡不可避免地會影響生育能力。

在生育能力隨年齡增長而下降的情況下，加之生活環境等因素影響，男女不孕不育比例呈現上升態勢。根據中國人口協會、國家衛健委發布的數據，中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從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的12%~15%。

原因二：想生不敢生

除了上述客觀原因，還有一些主觀原因。

那就是照料壓力、養育成本、女性的職業發展，以及追求生活質量等因素約束了人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

育兒成本方面，根據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發布的《2017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每生每年教育支出占家庭總消費支出的比例為13.2%，普通高中生均家庭教育負擔率達到26.7%。另外，小學、初中、高中階段家庭校外教育支出比例較高，約達到家庭教育支出的1/3。

房價高企等因素進一步壓抑了生育意愿。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研究員葛玉好在《房價對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2019）中指出房價每上漲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將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將降低2.4%~8.8%。

除了成本壓力，擔心無人照顧孩子是另一個重要因素。一方面，我國托育機構服務還尚需完善；另一方面，當前女性越來越重視追求職場中自我價值的實現，這與照料幼兒有著天然的矛盾。

國家統計局網站刊登的署名文章稱，受教育程度對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較為顯著，其中初中及以下職業女性愿意生育二孩的比例是55.8%，高于大專、本科及以上的職業女性。

中國教育在線發布的2020年全國研究生招生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研究生招生女性占比在逐步提升。

 

后果一：老齡化加速、社會負擔加重

由于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相繼進入老年期，我國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已明確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

民政部預測，“十四五”期間，全國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人，從輕度老齡化邁入中度老齡化。

按聯合國的標準，我國在1999年時就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

2019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比攀升至18.1%。這意味著每5個人中，就有一個是老年人。

大量人口步入老年期的同時，新出生人口一直在降低，此消彼長，加劇我國社會老齡化的步伐。

相應地，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逐漸下滑。

老年人口不斷增加，勞動人口增長乏力，老年撫養比上升至2019年的17.8%。也就是說，1名老年人需要約6個勞動年齡人口來負擔。

勞動年齡人口“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負擔不斷加重，開銷變大。

東興證券研報指出，2011年后，中國總撫養比轉為上行，國民儲蓄率出現了下降。

除了家庭和個人的壓力，社會負擔也在增加，醫療保險、養老金等公共支出快速增長。

國家衛健委發布的《2019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9年全國衛生總費用預計達65195.9億元，占GDP比重為6.58%，較上年增長0.15個百分點。

人口結構的變化，使得養老金領取人數迅速增加，交付人數開始下降，影響了養老金的充足率。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指出，我國的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2027年將達到頂峰，可能在2035年前后耗盡。

后果二：人口紅利優勢減弱

勞動人口數量減少，顯著影響勞動力成本。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報告，2002年我國制造業每小時勞動力成本僅為0.6美元，只是美國的1/45，挪威的1/50，德國的1/44，日本的1/35，甚至低于發展中國家菲律賓。

眾所周知，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在國際貿易市場中占據優勢，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主導的高速經濟增長奠定基礎。而目前，基于數量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削弱。

《探索與爭鳴》上刊登的論文指出，勞動力規?？s減和撫養比攀升的反向變化，使得收獲數量型人口紅利的成本越來越高。同時，勞動力價格快速上升，2018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已達8.24萬元/年，如果按照當年價格計算，比1978年增加了133倍。

文章認為，依靠高勞動參與率支撐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存續的困難不斷加大，產業結構轉型為大勢所趨，通過高勞動參與率收獲人口紅利的優勢正在逐漸減弱。

那么，我國人口紅利會徹底消失嗎？當然不會！

盡管勞動力數量下滑，但隨著勞動人口的技能、知識、經驗等水平提升，人口紅利正在由數量優勢向質量優勢轉變。特別是新技術發展下工程師紅利、智慧紅利等為經濟增長增添了新的動力。

數據顯示，中國軟件產業銷售總額從2000年到2018年，增長超過110倍。去年，軟件業銷售額增速比GDP增速大1倍。

業內共識是，經濟發展必須從依賴勞動力驅動轉變為依托人力資本驅動，對于高素質人才的需求會越來越多。

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新生兒減少、老齡化加劇給未來經濟發展帶來的長期挑戰，并給出相應的對策。在生育政策方面，規劃《建議》指出，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

對策一：首提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

此次規劃《建議》未提“計劃生育”相關表述，而是提出“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這也引起了專家學者的熱烈討論。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撰文認為，增強生育政策的包容性，首先是要將生育權利還給家庭和婦女，放寬對生育的限制，解決“想生”但“不能生”的問題，從政策層面消除對多生、早生等行為的歧視，優化制度設計，包容各種生育狀態。

攜程創始人梁建章撰文認為，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就是包容各種生育形態的家庭，包括三孩、四孩。

盡管是否放開生育，國家層面還未有定論，但目前多位專家的共識是，包容性政策應該涵蓋更多內容，包括支持托育服務等。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杜鵬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就表示，生育政策應該綜合考慮數量、結構、分布，從而更加積極地推動生育。并且，包容性政策應該是和優生優育、托幼服務、教育均等化聯系在一起的。

對策二：多舉措降低生育成本

此次規劃《建議》就明確提出，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目前，相關部門也在持續發力。托育方面，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長楊文莊早前表示，從國家2020年1月開始運行的托育機構備案信息系統來看，全國已經有近3000家托育機構備案。如果這些托育機構都投入使用，將能為近20萬名幼兒提供托育服務。截至10月26日，備案的企業已有5167家。

此外，公辦幼兒園“入園難”問題，相關部門也在著力解決。2019年，全國幼兒園中普惠性幼兒園占據大頭。

我國還不斷在持續發力生育醫療資源相關供給，兒科、產科等薄弱專業的力量有所增強。

2019年，我國每千名兒童擁有的醫院床位數2.2張，比2015年增加0.17張。

三級公立綜合醫院產科床位使用率從2016年的98.2%下降至2018年的83.7%，顯示產科床位緊張的狀況有所緩解。

《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還指出，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兒養育、青少年發展、老人贍養、病殘照料、善后服務等在內的家庭發展政策。完善稅收、撫育、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政策，減輕生養子女家庭負擔。

（本文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wind、公開資料）

記者手記：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是釋放生育意愿的前提

生育政策是人們近些年持續熱議的話題。關于其是否需要調整，討論頗多。持不同觀點學者之間的“辯論”也時有發生。

但不管是哪一方，大家都在建立完善相關服務、減輕養育負擔方面有所共識。

生育成本攀升、教育成本壓力加劇、公共服務缺失等問題仍然存在，約束了一些人的生育意愿。如何讓有生育意愿的人“敢生”，是政策發力的重點。

國家和地方近年來已推出一系列舉措，包括發放嬰幼兒保教費、落實陪產假等。但從調研情況來看，一些地方支持社會力量發展普惠托育服務的補貼資金仍然落實不到位，托育行業標準和管理規范也需要明確，這說明相關配套政策在實際落地執行上還有待加強。

同時，發達國家構建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已有了幾十年的經驗，與它們相比，我國的生育支持政策實施較晚，后續仍需要不斷完善，構建生育友好型的政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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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周程程

編輯：陳星

視覺：鄒利

排版：陳星 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