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伊案”被推翻后：“兩個美國”正在加速形成

每經記者 李孟林    每經實習記者 鄭雨航    每經編輯 蘭素英    

當地時間6月27日，美國印第安納州首府的婦產科醫生凱特琳·伯納德（Caitlin Bernard）接到了一通焦急的電話，電話那頭的人來自300多公里外的俄亥俄州，他告訴伯納德，自己接診了一名遭強奸懷孕的十歲女孩，可是按照俄亥俄州剛剛生效的法律，他不能給女孩墮胎，詢問伯納德能否幫忙。 [1]

三天前，美國最高法院以5比4的意見推翻了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 （以下簡稱“羅伊案”）判例中確立的憲法對墮胎權的保護，認為墮胎立法應交由各州自行決定。這一裁決公布后僅幾個小時，俄亥俄州的法律便禁止孕期超過6周后墮胎，即使因強奸或者亂倫導致的懷孕也不能例外。唯一能網開一面的情況是孕婦本人面臨死亡或重傷的風險。 

而伯納德接到電話的那天，女孩的孕期是6周零3天，意味著羅伊案被推翻的那天她剛好懷孕6周。6周，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很多女性還沒來得及發覺自己懷孕了，就已經被剝奪了墮胎的選擇。 

女孩的遭遇被報道后，圍繞羅伊案判例的爭議愈加白熱化。 

 “十歲，才十歲！遭強奸，懷孕六周，本來就已經受到了創傷，卻還要到另一個州去（墮胎）。想一想那個女孩的處境。”民主黨籍的美國總統拜登在一次白宮講話中難以掩蓋自己的憤怒。 

而在反墮胎人士看來，胚胎的生命權利具有至高的重要性。“盡管令人心痛，但我們認為，不應該因為父親的罪惡而貶低胎兒生命的價值。”曾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的詹姆斯·博普表示。他是美國成立時間最久、規模最大的反墮胎組織“全國生命權利委員會“的總法律顧問。[2] 

當地時間7月15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表決通過兩項法案，旨在從聯邦層面保護女性墮胎權。但在表決中，僅有兩名共和黨議員對其中一項法案投出了贊成票。接下來，這兩項法案將在參議院進行商議并表決。但在兩黨平分參議院席位的情況下，媒體分析，這兩項法案在參議院獲得通過的可能性甚微。 

而在聯邦層面的立法僵局下，各州的墮胎法律正在快速成型。13個州早在多年前便通過了禁止墮胎的“觸發法律”，羅伊案一遭推翻便會迅速生效。據新聞網站Axios最新統計數據，5個州的墮胎禁令已經生效，另有4個州的1個月等待期如今也進入了倒計時，還有4個州的法律暫時遭地方法院阻攔。[3]

各州墮胎政策評估 圖片來源：古特馬赫研究所（數據截至2022年7月15日）

而據長期追蹤美國生育政策的古特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預測，最終，美國超過一半的州將禁止或嚴格限制墮胎，3600萬美國育齡女性將受到影響。 

近半個世紀來，羅伊案判例給予了美國女性孕期前24周相對自由的墮胎權利，而眼下，“后羅伊時代”的美國新現實已經初顯輪廓。 

打開美國地圖就會發現，反對墮胎的州集中在美國中西部和南部，支持墮胎的州則分布在東西海岸，和美國兩黨的票倉高度重合。墮胎已經和移民、槍支管控、氣候變化等議題一樣，沿著黨派和地域形成了“兩個深刻分裂的美國”。

半個世紀的輪回

“12月中旬的一天，夜幕剛剛落下，一輛車停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主干道K街旁，一名年輕女性上了車。隨后，車子又先后兩個十字路口停下，又有兩名女性上了車。在開出城區的路上，司機讓三名女性用圍巾蒙上了眼睛，不讓她們知道走過的路線。大約一個小時后，她們到達了此行的終點：弗吉尼亞州鄉下一棟孤零零的房子。” 

這個略顯懸疑、讓人神經不自覺緊繃的場景來自《華盛頓郵報》1966年的墮胎系列報道。就在那一夜，這三名女性通過這種曲折的方式才最終進行了墮胎手術。

在當時的美國，除了華盛頓特區、馬里蘭州和弗吉尼亞州等少數地方以外，墮胎是違法的。對于無法獲得醫生許可的人，只能偷偷摸摸前往墮胎合法的州。要想安全合法地墮胎，女性必須先給兩名心理咨詢師各支付50美元，證明自己因懷孕而抑郁，出現了自殺傾向，然后才能找醫生做“治療性墮胎”。在當時的華盛頓特區，一次墮胎花費高達600美元，相當于如今的近5000美元。[4] 

顯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得出這筆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跨州墮胎的時間和借口。不少女性選擇把衣架的鐵絲拉直，套上醫用橡膠導管自行墮胎。這種操作極易造成感染和出血，最終導致死亡。因此，時至今日衣架仍是抗議墮胎禁令游行中常見的象征符號。 

盡管在那個年代，尋求墮胎的過程充滿了屈辱和痛苦，并且生命風險很高，可是據歷史學家估算，當時美國仍然有20%到25%的懷孕以墮胎結束，規模龐大、無法保證安全的灰色墮胎產業鏈也因此得以滋生蔓延。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VCG41136810371

直到羅伊案判決通過，這一切才有所改變。

1968年，21歲的白人女性諾瑪·麥考維（Norma McCorvey）發現自己又懷孕了，她已經生過兩個孩子，又離了婚，且沒有穩定工作，實在無力再撫養一個孩子。她想墮胎，但在當時的得克薩斯州，這是違法行為。兩位婦女權益律師找到麥考維，鼓勵她以“簡·羅伊”（Jane Roe）的化名起訴地方檢察官亨利·韋德（Henry Wade）因執行墮胎法而違憲。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以7比2的壓倒性投票結果判定，是否墮胎屬于隱私權的范圍，而按照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隱私權的法律順位先于州立法律，從而從憲法層面迂回地保護了墮胎權。羅伊案判例規定，孕期前六個月，州層面不得以保護孕婦生命健康以外的理由干預墮胎。 

1992年，最高法院對“計劃生育訴凱西案”的裁決進一步鞏固了羅伊案的成果，但將合法墮胎的時間點確定為胎兒可以脫離母體獨立存活（fetal viability，孕期的第22到24周）之前。

凱西案后，雖然墮胎權仍不斷受到沖擊，但最高法院此后很少再審理相關案件。 

今年5月初，情況開始出現轉折。當時，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爆出最高法院欲推翻羅伊案的意見書草案，舉世嘩然。6月24日，正式判決終于出爐，與泄露的意見書相去無幾。主筆判決意見的大法官阿利托直白地指出，羅伊案判例對憲法的解釋“從一開始就錯得離譜”，因為“憲法從未提及墮胎權，任何憲法條款都不曾哪怕暗示性地承諾要保障這一權利”。 

反墮胎人士為此歡欣雀躍。對他們而言，最高法院這次的判決具有里程碑意義，是幾十年努力的結果。 

“推翻羅伊案判決對未出生的孩子和他們的母親而言是一個巨大的勝利。這意味著，近五十年以后，各州終于可以肯定生命是一種人權，可以給最脆弱的人群提供保護，”美國保守派法律倡議組織“捍衛自由聯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的高級律師丹尼斯·哈勒（Denise Harle）通過郵件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而在密歇根州立大學憲法學家弗蘭克·拉維奇（Frank Ravitch）看來，民調數據顯示，超過75%的美國人支持女性選擇墮胎的權利，最高法院的判決違背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意愿。“這是一個非常令人不安的判決。多數派法官強加他們的道德觀點，推翻了長達五十年的先例，這在現代憲法實踐中是很罕見的。”拉維奇通過郵件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他認為，多數派大法官判決的思路是宣稱回歸美國憲法制定者的“原初意圖”，嚴格遵循憲法的文本含義，但實際上卻對1868年制定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原初意圖視而不見。這條重視公民權利和平等法律保護的修正案被視為美國的“第二次制憲”，大范圍擴大了美國民眾享有的權利，并對從聯邦到地方層面的政府產生了約束力。 

拉維奇對記者解釋稱，即使拋開正當程序條款，第十四條修正案下的“平等法律保護”條款和“特權或豁免”條款同樣能推出支持羅伊案判例的論證。“未來（支持墮胎權的人）可能會以這兩大條款為出發點，向最高法院發出挑戰，不過除非大法官換人，否則很難成功。接下來雙方斗爭的焦點將集中在州立法層面。”拉維奇表示。

告別“粉紅屋”

在密西西比州的州府杰克遜市中心，有一座單層粉紅色建筑，這是該州唯一的一家墮胎診所。在習慣用白色粉刷外墻的美國南部，泡泡糖般的粉色顯得有些突兀，甚至透露出一絲挑釁的意味。當地人都習慣叫它“粉紅屋”，而不是其正式名字“杰克遜婦女健康組織”。 

此次最高法院6月24日的裁決正是針對“多布斯訴杰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所做出的，而“粉紅屋”作為該案的被告方，更是成為了本次墮胎權爭議的“風暴眼”。 

自5月份意見書泄露以來，“粉紅屋”門前的反墮胎人群變得更加興奮了。他們揮舞著被墮胎兒的海報，拿著大功率擴音器宣講著反墮胎的宗教故事，音量震耳欲聾，有時候還會阻撓女性進入診所。 

護送女性就醫的志愿者用音響大聲播放搖滾樂作為回擊，撥開抗議人群將女性護送進診所，有人甚至在褲兜里揣著槍，提防過激行為的發生。 

“不要把上天賜給你的最美好的禮物送到殺人犯的手上！”抗議者對前來墮胎的女性喊道。 

“假如你真認為這里有謀殺發生，你怎么不打911叫警察過來？”穿著彩色馬甲的志愿者反駁道。[5]

“粉紅屋”前的護送孕婦志愿者 圖片來源：Pink House Defender官網

羅伊案判例被正式推翻前的十幾天，“粉紅屋”一直在加班加點地接待墮胎女性。7月7日，“粉紅屋”在密西西比州的新法律生效后關門大吉，密西西比州從此再無墮胎診所。這項法律基本限制了懷孕6周后的所有墮胎。

娜塔莉很慶幸她趕上了“粉紅屋”的最后時光。她本可以在新奧爾良預約墮胎，可是由于得州去年九月生效的嚴苛墮胎法律，許多女性蜂擁入臨近州的診所，她需要排隊幾周才能輪到自己，而她已經等不了那么久了。 

今年三十出頭的娜塔莉是洪都拉斯裔二代移民，她已經有了四個孩子，可最近發現自己又懷孕了。盡管從小在天主教的環境中長大，墮胎是禁忌，但生活現狀讓她實在無力再養育一個孩子。[6] 

2020年，在新冠疫情暴發前，因為丈夫家暴，娜塔莉帶著孩子離開了，隨后因為疫情，她又失去了工作。但有時人生就像是被絆住了一樣，總是一個坎兒接著另一個坎兒。2021年8月，颶風艾達又橫掃娜塔莉居住的小鎮，她幾乎失去了所有財產，無奈之下只好帶著四個孩子擠在姑姑家的小房子里，而她的所有家當只能放在卡車上。目前，她在一家家庭診所當助手，在拿到薪水湊夠油費和墮胎費后，立即請假去了“粉紅屋”。 

“這是一個傷感的決定，但是想到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一切，我只能盡力做出當前情況下最好的決定。”娜塔莉說。

“粉紅屋”外二十多年的喧囂如今已經落下帷幕。診所老板戴安·戴爾齊斯（Diane Derzis）宣布，她將在1700公里外的新墨西哥州開辦一家新的墮胎診所，并發起眾籌，資助密西西比州的女性前往新診所。“我們正在建診所。”被反對者稱為“墮胎皇后”的戴爾齊斯表示，“我們從事墮胎已經46年了，我們絕對還要繼續下去。” [7] 

戴爾齊斯在羅伊案判例后第二年接受了合法墮胎，從此便一頭扎進了墮胎事業。給予婦女自由選擇的權利，把身體的控制權還給婦女，正是戴爾齊斯這樣的 “親選擇派”（pro-choice）最核心的論證。正如娜塔莉的經歷所揭示的那樣，墮胎的選擇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牽連著女性生命的一系列重大抉擇，對于本已經為生活苦苦掙扎的女性而言尤為如此。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促進生殖健康新標準”（ANSIRH）通過對1000多名女性長達十年的追蹤研究發現，美國主動尋求墮胎的女性中，近一半生活在聯邦貧困標準線以下；與成功墮胎的女性相比，墮胎遭拒女性陷入貧困的概率高4倍，已然貧困的人財務狀況將進一步惡化，持續時間至少四年，無法支付基本生活開支、破產、遭房東驅逐的概率顯著上升；同時，墮胎遭拒的女性更加難以離開有家暴歷史的伴侶，但五年之后，多數生下來的孩子由母親一人撫養。[8] 

在美國南部墮胎診所本來就逐年萎縮的情況下，“粉紅屋”的關閉進一步加劇了女性選擇的困難。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分析數據，對路易斯安那州和佛羅里達州的女性而言，未來前往最近的墮胎診所的車程將增加至10個小時。假如娜塔莉未能趕上“粉紅屋”最后的營業時間，在當前美國破紀錄的高油價和時間壓力下，她可能不得不生下第五個孩子。[9]

“親生命派”眼中解放黑奴般的時刻

圖片來源：攝圖網-501161734

而在加州薩克拉門托市一家墮胎診所的街對面，之前粉紅屋門前發生的故事也同樣上演。反墮胎活動人士懷內特·希爾斯（Wynette Sills）高舉著一張紙牌，上面寫著“懷孕了？需要幫助嗎？” 過去的十八年里，希爾斯幾乎每天都會去舉牌子，風雨無阻。 

“來墮胎診所的女性可能需要的是住處、工作、衣服、食物、尿不濕、托兒服務，我們就是來幫助她們的，”希爾斯通過電話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她看來，很多女性墮胎只是在困境和危機中不得已的選擇，如果有人愿意給她們關愛和幫助，她們是愿意生下小孩的。 

今年60歲的希爾斯說話慢條斯理、娓娓道來。她和丈夫已經結婚38年，養育了三個孩子。除了在薩克拉門托種植有機果蔬外，她還發起了“支持生命的加州人”組織。 

據她介紹，每天大約有20個女性走入這家墮胎診所，其中5到10個人會收下希爾斯發給她們的傳單，一兩個人會跟她交談幾句。假如有孕婦愿意接受她的幫助，她會帶她去做超聲檢查，讓孕婦看到胎兒的形狀。 

“很多孕婦都不知道，其實子宮里的胎兒已經有手有腳，有鼻子、眼睛、耳朵，還有撲通撲通的心跳聲。”在希爾斯看來，墮胎無異于殺害人類大家庭里最小、最脆弱、毫無反抗能力的成員。 

當最高法推翻羅伊案判例的消息傳來時，希爾斯備受振奮，她認為這是美國歷史的轉折點，將被永遠寫進歷史書中，被后人銘記，因為最弱小人類的生命權終于得到保護。 

“對我個人而言，這一決定可以和美國解放黑人奴隸相媲美，當時的美國終于承認了（黑人）兄弟姐妹同為人類的地位，終止了恐怖的奴役。類似的，過去的五十年里，有6300萬嬰兒遭殺害，這一切也結束了。”希爾斯說。她的數據來源于美國成立時間最長的反墮胎組織全國生存權利委員會（NRLC）。 

和許多堅定的“親選擇派”一樣，希爾斯執著的“親生命派”立場也和她的個人經歷息息相關。1962年，尚未結婚的母親懷上了她，而她的母親強烈支持墮胎權。“我的生命從一開始就被認為是一個錯誤、一個問題，假如是在1973年后，我可能根本不會存在。因此我非常嚴肅地認為應該保護所有生命——所有階段的生命。” 

從受精卵到胚胎，再到胎兒降生，什么時候才是生命權利的起點？這是親選擇派與親生命派爭論了超過半個世紀的焦點。羅伊案和凱西案判例沒有正面回答這一問題，只是以胎兒具有子宮外獨立存活能力的時間作為司法實踐的節點。

 

“法律對于生命何時開始沒有統一的定義，因為它涉及到哲學、宗教和科學等多方面的爭論。不過普通法的一般性看法是，生命要么始于胎動（一般認為是孕期第16周到18周），要么始于出生。”拉維奇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推翻羅伊案后，不少州在法律層面已經禁止受精后的一切墮胎，只有在挽救孕婦生命時才能例外。 

希爾斯坦誠，同樣身為女性，又是兩個女性的母親，這個問題其實讓她也非常痛苦。“我只能以最大的同情，一再地幫助受害的女性。”她長嘆了一口氣說道。“但最重要的事情是，即便是強奸的暴力下受孕的胎兒，仍然是一條生命……我希望把懲罰的焦點集中在強奸犯身上，而不是對一個無辜的孩子判死刑。” 

她表示，現在美國有很多家庭想生育而不得，假如強奸受害者無法撫養生下來的小孩，應該做的是鼓勵領養，這樣便不會有生命被抹殺。

愈發極化的美國政治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VCG111382453873

為何墮胎權在今時今日會引發如此大的爭議？

當我們把時針撥回1973年，可以發現，當時最高法院的墮胎權判決遠未引起今日那樣激烈的對抗。

墮胎法律史專家、佛羅里達州法學教授瑪麗·齊格勒爾（Mary Ziegler）認為，當時的共和黨人刻意疏遠了墮胎議題，認為反墮胎活動群體是一股難以馴服的草根力量，而民主黨人幾乎沒怎么討論過這個判決。[10] 

變化開始于1980年代，一群共和黨選舉策略師敏銳地發現，通過墮胎議題可以激發虔信宗教人群的熱情，為自己贏得選票。此后，一場旨在推翻羅伊案判決的運動便開啟了漫長的征程。2016年，特朗普競選總統時曾承諾會任命保守派大法官，隨后他果然兌現了承諾，天平決定性地倒向了推翻羅伊案的一邊。 

然而，最高法院引起的爭議遠不止墮胎。大法官托馬斯在羅伊案判決個人意見書中表示，同樣基于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避孕等權利也應該“重新考慮”，引發近80萬人請愿國會對其展開彈劾。而在羅伊案判決被推翻后的十來天里，最高法院的判決先后削弱了政教分離原則，限制了美國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權力，推翻了紐約州加強控槍的法規。 

“最高法院一直被視為政治化程度最低的權力分支，受到民眾的高度尊重，而最近的這一系列判決讓很多人對最高法院產生了質疑。這并不是說最高法院在過去從來沒有政治化過，但那時通常都是通過對憲法的寬泛解釋來擴大權利。”拉維奇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據蓋洛普6月的民調，最高法院在美國心目中的公信力已經下降至25%，創下了近50年來的新低。拉維奇表示，可能只有保守派法官里有人退休或辭職，最高法院的公信力才能迅速恢復。 

在美國中間偏右的著名政治評論家查理·塞克斯（Charlie Sykes）看來，最高法院的墮胎決議給美國激烈異常的“文化戰爭”火上澆油，讓墮胎問題成了美國各層級選舉的中心議題，只會讓美國政治的極化進一步加劇，“每一場州長和州議會的選舉，每一場總統和國會選舉，都會成為對女性選擇權與未出生嬰兒生命權利的公投”。[12] 

的確，在美國通脹水平屢次創下四十年新高，經濟衰退的預測此起彼伏的情況下，拜登政府的支持率已經下降至29%的冰點。在11月的中期選舉大考中，民主黨很有可能失去對參議兩院的控制，墮胎議題成為激勵選民投票、扭轉頹勢的一根稻草。[13] 

在黨內激進派的壓力下，美國總統拜登先是表示考慮取消參議院歷史悠久的“冗長辯論”（fillibuster）傳統，強推墮胎權立法闖關，隨后又連續簽署兩項項行政令，要求美國政府各部門保障女性墮胎與避孕的權利，并保護全國醫院在緊急情況下為女性墮胎的合法性。拜登還表示，不排除通過宣布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來保障墮胎權的可能性。 

7月15日，眾議院通過了兩項法律提案，一項旨在將孕期前24周的墮胎選擇權寫入聯邦法律，一項旨在保障孕婦跨州旅行尋求墮胎的權利，這主要受益于民主黨在眾議院的多數席位優勢。接下來，這兩項法案將在參議院進行商議并表決。在兩黨平分席位的參議院，媒體認為，這兩項法案在參議院獲得通過的可能性甚微。 

與此同時，共和黨方面正在州議會層面推進墮胎禁令的立法和生效，并號召反墮胎選民在中期選舉中保衛“勝利果實”。

無論美國兩黨未來如何就墮胎等議題展開博弈，“打開美國地圖就很容易看出來，一個紅色（共和黨）美國和一個藍色（民主黨）美國正在清晰顯現，”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杰克布·格盧姆巴赫（Jacob Grumbach）在一篇研究中寫道。[14] 

反墮胎人士希爾斯對這種分裂深有同感。身處全美自由派最得勢的加州，她無時無刻不感受到來自家人和朋友的不理解，這讓她“非常、非常痛苦”。她曾經組織過一系列活動，將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人士聚在一起，希望分享彼此的新聞閱讀來源，辨別造成分歧的虛假和煽動，通過相互理解尋求共識。 

“我真的希望雙方能夠放下爭吵和敵意，開展平和的對話。”希爾斯表示。但在羅伊案遭推翻后，她也傷感地承認，“我們是一個分裂的國家，一半的州將保護生命，另一半的州則將走向相反的方向。”

記者手記 |  看不見終點的“文化戰爭” 

美國最高法院推翻近半個世紀前對羅伊案的裁決，在美國引發了軒然大波，美國之外的不少國家甚至也發起了此起彼伏的抗議游行。 

保守派大法官們認為美國憲法并無一處提到墮胎權，羅伊案判例的論證基礎過于牽強，從法理上來看或許不無道理。但從現實層面而言，經過近50年的歷史沉淀，許多美國人早已認定墮胎權是一個塵埃落定的話題。此番推翻判例，無疑給民眾帶來了極大的心理沖擊。 

目前，拜登簽署的保護墮胎權行政令的效力堪憂，民主黨人試圖將墮胎權寫入成文法律的努力也勢必在國會受阻。隨著越來越多的保守州開始禁止或嚴格限制墮胎，類似文中十歲女孩的極端案例大概率會越來越多。 

另一方面，通過對反墮胎人士的采訪，我們發現他們并不能被簡單地歸為無理取鬧的狂熱分子，不少人是真心實意地為未出生嬰兒的“生命權利”而奔走呼吁，盡管這個概念本身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哲學話題。 

在“親選擇派”與“親生命派”之間，能否找到一個撫平裂痕的折中之道？這需要雙方坐下來開展平和的商討，而這種理想的氛圍正是當前美國最缺乏的。在可見的未來，這場激烈的“文化戰爭”似乎還看不到終結的時刻。

參考資料 References

[1] Patients head to Indiana for abortion services as other states restrict care. IndyStar

[2] National Right to Life official: 10-year-old should have had baby. Politico

[3] Where abortion has been banned now that Roe v. Wade is overturned. Axios

[4] When abortions were illegal—and how women got them anyway. Washington Post

[5] Inside the Mississippi abortion clinic that triggered Supreme Court ruling: ‘Everyone who kills babies deserves to die’. El Pais

[6] Banned: The Pink House. NPR

[7] “We’re building clinics”: The Abortion Provider at the Center of Dobbs is not Backing Down. Vanity Fair

[8] The Turnaway Study. ANSIRH

[9] Visualizing the inequality of abortion access in a post-Roe America. CNN

[10] Why overturning Roe isn't the final goal of the anti-abortion movement. NPR

[11] Confidence in U.S. Supreme Court Sinks to Historic Low. Gallup

[12] 20 Ways the Supreme Court Just Changed America. Politico

[13] Joe Biden: Job Approval. Civiqs

[14] The Supreme Court Just Rolled Democracy Back. You Can Measure How Much. Politico

記者 | 李孟林 鄭雨航

編輯 | 蘭素英

視頻編輯 | 張涵

視覺 | 劉青彥

排版 | 蘭素英